從1988年開始,塞羅塔每年都是特納獎評審團的主席。每年的評委都是根據他們的個性、特質選擇的,塞羅塔要求他們“完全主觀”。很少有人記得哪一年的評委是哪幾個人,總之,人們都説特納獎跟得上時代的步伐。塞羅塔解釋説:“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對於當評委的心理非常矛盾。他們很清楚,新興藝術十分脆弱,藝術家也很容易受傷。他們知道別人能夠敏銳地察覺到他們所作決定的理由。”評審團第一次開會時,塞羅塔會讓評委列出他們認為有能力、有資格獲獎的藝術家。他説:“不能為了湊數就隨便把誰寫上去,必須堅持寧缺毋濫的原則。對於某些藝術家來説,被提名是一項嚴峻的考驗,所以我們必須慎重對待。但即使我們非常謹慎,也經常會被媒體抓住炒作的把柄,他們總是指責我,説我腦子進水了,怎麼能把誰誰誰列為候選人。不過我已經習慣了,因為我知道人們很快就會淡忘。但藝術家和評委就很難,他們在遭到淺薄的謾罵與諷刺之後,精神上會受到嚴重的傷害。”不過塞羅塔説,今年媒體好像抓不到什麼炒作的新聞點。他疑惑地嘟囔著説:“或許特納獎已經成熟了?或許媒體覺得這一代藝術家的作品沒有新聞價值?” 倫敦北部的丘比特藝術區(Cubitt)原來是一片馬房,有位藝術家在這裡開發了32個工作室,托馬·阿布斯租了其中的一個。她的工作室很簡陋,墻上沒有窗戶,只有一個天窗用來採光。儘管最近裝了暖氣,但屋裏還是很冷。乾淨的水泥地上擺著一張折疊桌和兩把從舊貨市場買來的椅子。工作室的墻也很乾淨,沒有貼明信片、剪報之類的東西,工作室裏只有她自己的作品目錄,沒有其他藝術書籍。阿布斯沒有助手,一個人把畫板放在桌子上或者用胳膊托住就可以工作。她説:“如果腦子一片空白,就沒法動筆。有想法的時候,我就一個人坐在那裏畫。” 阿布斯是丘比特藝術區非常受歡迎的租客。沒有人願意幹的工作,她一般都主動承擔,比如收租金或者參加藝術區管理委員會的會議,而且她收租金的時候很少出錯。儘管其他藝術家覺得她有點古怪,但都很喜歡她。別人有事去工作室找她的時候,阿布斯只把門開一道縫,或者乾脆不開門,在裏面喊一聲,説15分鐘後出去。她對自己的私密空間十分在意,很像一個大家閨秀,不願意輕易拋頭露面。但阿布斯為人也十分隨和,那麼多個性十足的藝術家住在一起,難免有點摩擦,但是只要有阿布斯在,沒人能吵得起來。她在這個環境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可以説,丘比特藝術區沒有阿布斯很可能會陷入混亂的局面。有傳言説阿布斯是在鄉村公社長大的,所以她懂得顧全大局。我問她這是不是真的,她顯得有些煩躁:“我一定要回答這個問題嗎?這和我在哪兒長大有什麼關係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