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奇納爾站在那個旋轉雕塑前面,雙手懶散地揣在黑色牛仔褲的兜裏。那件雕塑作品名為“我思麥角”(Ergo Ergot),他解釋説:“‘我思’取自法國哲學家笛卡爾的名言‘我思故我在’,‘麥角’是一種菌類植物,含有能讓人産生幻覺的化學物質,是用來製作迷幻藥的原料。”蒂奇納爾的話本身沒有任何問題,但他可能意識到自己有點臭拽的意思,於是避開文縐縐的解釋,直接給出了概括性的結論:“這件作品要表達的是,真實的現實世界不一定就是你所看到的這個樣子。龐大的信仰體系是用零碎的信念構建起來的,我們腦子裏都是零碎的東西……”他用手撥開遮在眼前的頭髮,然後提出了一連串的反問,似乎他的內心在吶喊。“在當前的環境下,如何定義一件成功的藝術作品?人們喜歡它?有人出高價買走它?還是評論家説它好?”他剛要説評委如何如何,卻突然停住了。 參觀的人漸漸散去之後,蒂奇納爾在展廳內徘徊。他對我説:“回到這個展廳有點像回到犯罪現場。一看到這些作品,我就開始拷問自己創作時的思想經過,回憶的過程很難受。”跟其他被提名的藝術家一樣,蒂奇納爾也覺得特納獎的評獎過程讓他感到不安。他説:“能上榜當然是好事。但是我滿腦子都想著獲獎提名這件事,很耽誤時間。有一次我在谷歌上搜了我自己一整天。”現在蒂奇納爾對媒體的評論已經讀不下去了。他皺了皺鼻子,好像突然聞到了一股惡臭似的。“我現在對那些評論一點興趣都沒有。以前,我看到一些評論詆毀、中傷我的作品,我還很生氣。現在我不以為然,他們愛怎麼説就怎麼説,愛怎麼攻擊就怎麼攻擊,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他低頭看了看自己的腳,然後盯著地板説:“藝術家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愉悅自己的身心。我希望在長期保持藝術水準的基礎上尋求突破。” 我對蒂奇納爾説,我以為大多數候選人,不管他們的賠率是多少,都認為自己會贏。第一,候選人的朋友、藝術品交易商和其他對他有信心的人都會支援他,即使有人覺得他不行,也不會當面流露出這種態度。第二,在他同意參選的那一刻,他就已經建立起了強大的信心,對公眾的審查、評價與挑剔做好了充分的心理準備。蒂奇納爾露出痛苦的表情,他承認:“想著自己能拿獎是折磨自己最好的方式。我的同齡人都非常支援我,但也有人説,‘嗯,確實不錯,你的作品真的很好,但你得不了獎’。”
我在英國時尚雜誌《哈潑斯與名媛》(Harpers & Queen)上讀到一篇麗貝卡·沃倫的專訪,她在文中稱自己是一個“變態的偏遠地方的中年藝術教師”。我糾纏了泰特新聞辦公室好長時間,終於在獎項揭曉的前五天得到了採訪沃倫的機會。但是採訪的時間不能更改,最多只有一小時。我在泰特美術館的一間會議室裏見到沃倫的時候,她穿著黑色運動衫,藍色牛仔褲,腳上套著綠色的皮靴,這雙靴子的款式和顏色都很特別,反正我在商場裏沒見過這樣的靴子。沃倫一頭黑髮,梳著馬尾辮,但是有點亂。她説:“我儘量不把這個獎當成一種競賽,因為如果我把它當成競賽,就會想方設法去贏得這場比賽,這勢必會干擾我的創作。我想保持真實的態度,保持一如既往的風格和方式。提名和預展給了我一個很好的機會,借此我可以讓別人了解我做的東西。如果沒有這個機會,恐怕別人永遠也不會知道藝術界還有一個麗貝卡·沃倫。不管最後能不能拿到獎,至少許多人都會知道,麗貝卡·沃倫是做雕塑的。” 儘管沃倫對自己的職業方向一貫非常明確,但她對自己的作品卻有點懷疑。她説:“我不一定非要喜歡我做出來的東西,我只是能夠接受我的作品,但不一定有多麼喜歡、多麼愛不釋手。”當我問她如何才能創作出偉大的作品這個尖銳的問題時,她想了想,試著回答説:“如果是一件偉大的作品,那麼你可以盯著它看,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完美,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它都不會説,‘我這裡不好看,你給我修一下’。但這並不意味著你從任何角度都能夠解讀它,也不是説它只能夠表達一種有限的、固定的含義。”特納獎提名名單公佈之後,就有小報開始拿沃倫開涮。《每日星報》(Daily Star)發表了一篇題為“最佳藝術蠢材獎”的文章,旁邊還貼了一張沃倫的相片,在沃倫碩大的臀部旁邊畫了一個大氣泡,氣泡裏面寫著:“是我的屁股大,還是你的氣泡大?”沃倫對此的反應毫不含糊:“一旦你上了《每日星報》,你就得這麼想:我太有才啦!” 沃倫的作品體現了英國青年藝術家(查爾斯·薩奇將“英國青年藝術家”縮寫為“YBA”)的典型特徵。儘管他們的作品風格多樣,但都有一個共性,即容易引起媒體的“誹謗”。多年來,達米安·赫斯特一直被認為是倫敦藝術界內鬆散的英國青年藝術家群體的代表人物。起初,這個群體活躍于金史密斯藝術學院,後來擴展到白立方畫廊等地。我問沃倫她對英國青年藝術家這個稱謂的態度時,她説:“我其實是後英國青年藝術家。儘管我年紀跟他們差不多,但我入行比他們晚。我屬於他們那個群體,但還不是完全屬於。我認識這個群體中的大多數人,同時我也認識許多更年輕的藝術家。”
多年來,坊間一直謠傳尼古拉斯·塞羅塔操縱特納獎評審團的最終決定。當我提到這個問題時,他躲躲閃閃、避重就輕地回答:“我在泰特工作,這是一個組織,這個組織評價藝術的標準不會以我的態度為準繩。所以我一直認為,如果對某一種藝術形式採取強推或者強壓的手段,勢必會給我們帶來毀滅性的打擊。”説到這裡,塞羅塔有點沉不住氣,好像要發火。他閉上眼睛,思考了很長時間,然後説:“我對藝術比對我的個人聲譽忠貞得多。在獎項揭曉之前這段平靜的時間裏——我不想説這段時間是暴風驟雨——我一直在考慮應該如何讓這個獎項産生一個好的結果,我應該怎樣跟評委談,怎樣把握談話的重點和尺度,好讓每一個有話要説的人能把他想説的話毫無顧忌地説出來。有時候我也會遇到僵局,這種情況下我只能讓步,因為我們絕不應把自己的決定強加在別人身上。” 今年的評審團包括一名記者和三名策展人,把他們四個人的個人偏好綜合起來,就會得出一個客觀的結果。評審團中,只有《觀察家報》(The Observer)的專欄作家林恩·巴伯(Lynn Barber)不屬於藝術界。在10月提名藝術家預展開幕的前兩天,巴伯發表了一篇報道,題目是“為藝術‘獻身’”,講述了她作為評委的經歷。文中説:“在特納獎評審團當評委的經歷讓我非常失望,我簡直不願意提起這件事。不過還好,我對當代藝術的熱情還沒有完全消退。”巴伯抱怨根本沒有人重視她,評獎規則“匪夷所思”,她的選擇“全部被打壓”。她説:“四個候選人列出來之後,我看他們的作品都非常有趣,但其中一個明顯非常突出,所以我覺得結果應該很容易判斷,根本沒有懸念。”實際上,在提名名單公佈之前,就出現問題了。評委在列出各自心目中的候選名單時,巴伯的名單被“無情地淘汰了”,她甚至覺得自己在評審團裏只是個傀儡,是個陪襯,她的作用就是掩飾獎項背後的陰謀。 泰特的負責人看到巴伯的文章後勃然大怒。塞羅塔説:“評委這個差事本來就不好幹,巴伯的文章更是雪上加霜。以前,大家可以暢所欲言,因為他們根本不用擔心他們所説的話會被別人記錄下來,被別人用做攻擊自己的證據。”巴伯對評獎工作的其中一項指責是評審團沒有認真考慮公眾對提名的意見。塞羅塔反駁道:“評委們確實認真地考慮過公眾的意見。”他舒展了眉頭,默默地苦笑道:“但還沒到對在斯肯索普只辦過一次展覽的藝術家作調查的程度!”
其他評委對巴伯的文章也有些不滿。評委安德魯·倫頓(Andrew Renton)在金史密斯藝術學院教授藝術品館藏方面的課程,同時為別人管理當代藝術品的收藏事務。他説:“我覺得巴伯太過分了,至少應該給自己留條後路。在評獎過程結束之前,她公開內部消息等於放棄評委的身份。”倫頓説由於巴伯缺乏經驗、不成熟,所以其他人認為她提出的名單“過於草率”。跟其他獎項一樣,特納獎也希望保持一貫的風格,既不要太冒進,也不要太保守,而且應該在適當的時間揭曉。倫頓説:“讓一個剛從學校畢業、初出茅廬的孩子獲得特納獎的提名,顯然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同樣,候選人太老了也不行。”特納獎應當授予介於較晚涌現的新興藝術家與較早步入事業成熟期的藝術家之間的那部分人。終生成就獎的評選一般不會出現大的偏差,但特納獎與終生成就獎不同,特納獎關注的是那些非常年輕的藝術家的潛力,而且因為特納獎的獎金很少,所以不會引起強烈的社會轟動效應。 倫頓説他自己還沒有想好到底選誰。他説:“我心目中最偉大的作品是猶太法典《塔木德》(The Talmud)。特納獎的評獎過程是一場激烈的、持續的論戰,應該敞開胸懷,傾聽各種聲音。藝術就應該是這個樣子。”人們的觀點如果存在衝突,大家可以從對方那裏得到啟發,但如果人們的利益存在衝突,則只會製造混亂。倫頓替別人管理藏品,他每個星期都要購買藝術品。他説:“我們可能是麗貝卡雕塑作品最早的支援者,我們也有幾盤菲爾·柯林斯的錄影帶,最近又剛買了一件蒂奇納爾的作品,目前唯獨沒有托馬·阿布斯的東西。一個人越有資格當評委,對他來説選擇優勝者的難度就越大。我必須謹慎再謹慎、客觀再客觀。在評審團會議上,我心直口快,有什麼説什麼,沒有任何顧忌。” 另一位評委馬戈特·赫勒(Margot Heller)是南倫敦美術館(South London Gallery)的總監。該美術館主要展出青年藝術家的作品,在該美術館舉辦展覽的藝術家屢屢榮獲特納獎的提名。投身藝術界的許多精英都比較謹慎,面對媒體的時候多多少少都有點病態性的恐懼,赫勒也不例外。我採訪她的時候,她儘量放鬆,似乎在利用這個免費的機會試驗她的厭惡療法。赫勒辦公室的墻壁是全白色的,我採訪她的時候,她穿一件白襯衫,領口的紐扣係著。她説:“我聽説許多人煞有介事地説,誰誰誰會拿獎。可我是評委,連我都不知道誰會贏,他們怎麼可能知道。”她瞥了一眼桌子上的錄音筆,繼續説:“根本就沒有內定這回事,最終誰能獲獎,是集體的決定。我對我們選出來的四位候選人非常滿意,儘管我自己列出的名單跟大家最終的決定不一致,但我沒有意見。現在這四個候選藝術家都很優秀。”
還有一位評委是馬修·希格斯(Matthew Higgs),白柱子畫廊(White Columns)的總監,該畫廊是紐約最早的由藝術家經營的畫廊。希格斯的辦公室像一個儲藏間,地上堆滿了泡沫包裝的殘疾人藝術家的作品。希格斯是藝術專業科班出身,現在仍然堅持創作。我聽説他口才很好,有能力改變其他評委的想法,如果不看好哪個提名人,他會毫不留情地説服其他評委不考慮這個人。希格斯透過他的巴迪·霍利(Buddy Holly)式的眼鏡看了看我説:“我從來沒有這樣的特權。我支援我相信的東西,我相信很多東西。”雖然希格斯承認特納獎在藝術民主化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他還是覺得這裡存在不妥的地方:“有些低調的或者敏感的作品經常被埋沒,反倒是一些浮躁的、鏡頭感強的作品鬧出了很大的動靜。”這是在暗示什麼嗎?我問他如何才能創作出優秀的藝術品時,他的回答似乎給了我一些關於他支援誰的提示:“創新不是説出來的,不是光有標新立異、特立獨行的野心就能創新。優秀的作品會讓我們重新審視我們與時代之間的關係。”希格斯把聲音壓到我恰好能聽到的程度。“創新是個體對世界徹底不同的、顛覆性的解讀。因為一個人被別人迷倒是很正常的事,所以我們被那種作品征服也很正常。” 頒獎典禮之前的一個星期,菲爾·柯林斯在倫敦繁華的皮卡迪利大街一幢破舊的大樓內召開了一場記者招待會。會上,他邀請了《回到現實》中九名曾經參加電視真人秀節目的受害者,向到場的記者講述他們的經歷,林恩·巴伯也坐在記者席上。一個年輕的小夥子向大家講述了他去伊比沙島參加電視真人秀節目的遭遇。這個節目的主題是看誰能約到米裏亞姆,結果當他得知米裏亞姆是個快要做變性手術的男孩時,噁心得連腸子都差點吐出來。巴伯在台下發問:“你當時覺得你在幹什麼?”柯林斯立刻叫她閉嘴,絲毫沒有顧忌到自己的命運部分地掌握在她手中。 九名受害者講述了各自的經歷後,記者開始提問。柯林斯像脫口秀節目主持人那樣拿著無線麥克風在會場裏走來走去,不過他的一些動作很不專業。他一會兒低頭看看自己的腳,一會兒使勁地咬咬嘴唇,一會兒又拿麥克風蹭蹭臉。 “尼古拉斯!”他衝第四頻道新聞節目的藝術記者尼古拉斯·格拉斯(Nicholas Glass)喊了一聲。格拉斯問那些受害者作為一件藝術品的一部分有什麼感受。
一個女受害者説:“我喜歡展示我自己。”她參加了《改頭換面》整容手術真人秀節目,現在飽受並發癥的折磨。 一個男受害者説:“藝術跟對話一樣,這件作品是一種很好的對話形式。”他的兒子參加了《憤怒的馴獸師》節目,但他兒子是自閉症患者,在節目中表現極差,因此大家都強烈地譴責他不應該讓兒子去參加這個節目。 被變性人噁心得半死的那個小夥子説:“這就是特納獎的精神。人人都可以參與藝術。” 德國的一名電視臺記者問柯林斯:“你的這部片子真的算藝術嗎?” 柯林斯瞪著鏡頭説:“如果我這部片子不算藝術,那麼我要問,你這算是新聞嗎?” 攝影師從錄影機後面露出頭來嚷道:“不帶這麼反問的!” 柯林斯的作品的確不像藝術。記者都走了之後,我跟他探討了這個問題。他的解釋是:第一,他的作品主要是想批判一些東西,因此有時候會故意削弱美學上的表現力度;第二,他堅持認為,作品的真實樣子與別人預想的樣子反差越大,作品就越震撼。他説:“當你不敢相信你親眼看到的東西的時候,那是最美妙的時刻。我一直在等待這樣的時刻,我覺得藝術作品使人感到惶恐不安、心驚肉跳的這種本質才是它的魅力所在。” 三天后,即頒獎典禮之前的星期六的晚上,第四頻道播出了泰特製作的半個小時的電視真人秀節目《特納獎的挑戰》。節目中,四名辯論者,包括兩個學生、一個會計師和一個藝術教師,向公眾介紹他們對四名候選人作品的理解。他們各抒己見,爭論不休。這四個參與辯論的人是從幾百名“試鏡者”中海選出來的,他們參觀泰特美術館特納獎提名藝術家預展的時候,在“特納獎錄影廳”內説出了他們對作品的評價,主辦方把他們的評價錄下來,從中挑選出參加電視辯論賽的選手。(泰特認為自己涉獵十分廣泛。他們有全套的錄影設備,還配備了專門的編輯、製作團隊,他們的攝影師整天拿著錄影機在外面到處拍。)節目中,一個辯論選手説,在他欣賞藝術的過程中,他明白了藝術不應該只愉悅人們的眼睛,而是應該啟迪人們的心智。最後,米裏亞姆·勞埃德埃文斯(Miriam Lloyd-Evans)獲得了這場電視辯論賽的冠軍。這個女孩21歲,是藝術史專業的學生,能説會道,妙語連珠。她獲得勝利的關鍵是當場給柯林斯的真人秀節目受害者熱線打電話,問柯林斯是否想聽聽她參加《特納獎的挑戰》電視真人秀節目的遭遇。
塞羅塔和評委在拱形的會議室裏已經坐了三個小時,討論最終的獲獎者。會議室裏的四張白桌子擺在一起,形成一個大的正方形,正方形的每條邊上有四把椅子。塞羅塔自己獨佔一邊,他的背後是會議室內僅有的一扇窗戶,窗戶的外面是渾濁的泰晤士河。他們今天入座的時候,藝術界的三名評委,倫頓、赫勒和希格斯,坐在塞羅塔的對面,林恩·巴伯一個人坐在塞羅塔的左邊。但是塞羅塔衝倫頓使了一個眼色,倫頓心領神會,站起身來挪到了巴伯的旁邊。巴伯清楚地看到了塞羅塔和倫頓之間的眼神溝通,並借機對自己的輕率之舉表示道歉,同時保證不會把今天的討論內容透露出去。泰特媒體部拍攝了一部三分鐘的採訪候選藝術家的短片,評審團看完短片後,討論正式開始。 評委的意見不太統一,但是四個評委中有三個都贊成在確定的兩名候選人中選擇獲獎者。沒有人透露這兩位藝術家的性別或者創作媒介。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喋喋不休地爭個不停,他們討論最多的是藝術家是否符合特納獎的宗旨,藝術家的作品是否具有時代性。每個人的發言都有理有據,而且論據還很充分。評委們都不知道塞羅塔心裏到底有沒有理想人選,即使有,他們也不知道是誰。下午1:00,大家覺得已經有了結果,於是休息一下,在隔壁的房間裏吃點東西,同時最後考慮一下他們所達成的共識。然後他們回到會議室,敲定了最終的結果,商定了面對媒體的措辭。不到2:00,他們的任務完成了。 安德魯·倫頓開著深咖啡色的薩博敞篷車離開泰特美術館的時候,打電話告訴我:“進展很艱難,討論很激烈,但最終有了滿意的結果!”他一邊説,一邊歇斯底里地笑了一陣,似乎很興奮。“沒有出現互相謾罵的情形,大家都在極力誇耀四個候選藝術家的優點。”倫頓停頓了一下,他轉彎太急,指示器報了警。“我的感覺是,預展很重要,起決定性作用,改變了一些人最初的想法。”我聽到了雙層巴士的喇叭聲,緊接著聽到了倫頓的“哎呀”。他重新拿起電話説:“最終的決定不是隨便産生的,是有內在的邏輯性的,很合理,就應該這樣。”
人們説特納獎是一種可靠的保障,能夠保證藝術家有能力在今後動蕩的藝術實踐中長期堅持下來。也許,特納獎是一種預測,預示著藝術家最終能夠實現自我價值。特納獎的提名可以增強藝術家的信心,也會刺激他的野心,在泰特美術館的預展可以為藝術家贏得更多的展覽機會。但是不管怎樣,評審團不能隨便選出一個獲獎者。如果他們無法對獲獎人選達成一致意見,他們至少會通過投票得出結果。在研究這個獎項的過程中,我發現了一個類似于究竟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特納獎究竟花落誰家這個懸念是“表現”出來的,還是“創作”出來的?最後我明白了,對於這樣一個獎項來説,“表現”和“創作”都很重要。 下午5:30,離頒獎典禮還有一個多小時,泰特美術館的“霍爾拜因在英國”繪畫大師系列展還在迎接參觀者,這是該美術館的重要展覽,意在提醒眾人倫敦素來是吸引國際藝術家的地方。樓上的杜威恩畫廊已經被裝點成一個高檔的夜總會,紫色的燈光下襬著真皮沙發,盡顯上流社會的奢華。旁邊的一個小畫廊被辟為臨時廚房,廚師們正在往吐司裏面夾菜。杜威恩畫廊一角的音響師在搭建自己的工作臺。畫廊後面的四個巨大金色石柱前面,是第四頻道新聞節目的直播間,工作人員正在調試設備。 尼古拉斯·格拉斯對著鏡頭,用深沉、平靜的語氣説:“我們都在耐心等待,等待四個候選人從痛苦的煎熬中解脫出來。他們在等,我們也在等,漫長的等待終於快到頭了。小野洋子就在旁邊的房間,尼克·塞羅塔正在裝飾頒獎臺。你看他過來了,把鏡頭對準他。”格拉斯笑了笑,把麥克風調低了一點,繼續説:“新聞節目的最後有六分鐘的直播。但一會兒直播的時候,我不一定説同樣的話。獲獎者發表感言後,我們會插播他的作品,然後要問他三個問題,希望他能好好回答,説什麼無所謂,只要別説‘無可奉告’就行。最後,旁邊會有人提醒‘行了,關機’。” 格拉斯的話斷斷續續,像接受採訪的人回答問題一樣吞吞吐吐的。他停頓了一會兒,接著説:“塞羅塔非常老練,他很配合,上臺、下臺的速度很快。我有點擔心最後我採訪獲勝者的這一段,這一段很關鍵,弄不好就會出問題,不過要看獲勝者是誰。觀眾最喜歡看的就是這一段了。如果獲勝者對我的問題沒有話説,那我可就糗了。”他又自己笑了笑,繼續説:“採訪之前我可能會喝點酒,我希望他們也喝一點,這樣就容易有話説。這一段很容易搞砸,好在我臉皮足夠厚,不會太在乎。”英國電視節目中長達一個小時的新聞節目很少,第四頻道晚上7:00開始播放的新聞就是一個小時。在這一個小時的節目中,其他新聞廣播員只有兩分半的時間,而格拉斯有令人望塵莫及的六分鐘,但他並不引以為榮。他説:“要想深入報道,時間還遠遠不夠。這六分鐘就像足球賽一樣揪心,比賽結束之前,一直擔心自己支援的球隊不能贏,終場哨音響起,贏了,一顆懸著的心就放下來了,接著是慶祝、亢奮、狂喜。”
在格拉斯身後,小野洋子正在慢慢地走上頒獎臺。她穿著長褲,戴著大禮帽和列儂式的墨鏡。站在頒獎臺前,她把麥克風調整到適合自己的高度,然後説:“1966年,我在紐約時,接到了來自倫敦的邀請,於是我遠渡重洋來到這裡。這次遠行……改變了我的一生。”她的英語十分地道,根本聽不出來她是日本人。“當時,紐約是全世界的藝術中心,現在,是倫敦。”她的語氣熱情洋溢,好像在朗誦詩歌一樣。“藝術家的力量可以影響世界……我很榮幸為一位青年藝術家打開藝術殿堂的大門……2006年特納獎獲勝者是……”她的信封是空的,這只是在綵排。 我看小野洋子綵排完了,便徑直走了過去。她溫柔地對我説:“藝術的精神在於表達真實的世界。政治家太官僚,繁文縟節太多,所以他們無法表現人性。藝術家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但是如果藝術家經過內省之後,決定要適應這個金錢至上的社會,那他們會玷污藝術的純潔性。”我問她對特納獎的競爭性質有什麼看法,她説:“我只能宣佈一個獲勝者,這種感覺很不好。不過我認為他們能獲得提名一定會對他們今後的事業有很大的幫助。我們應該尊重每個人的立場。我很高興看到藝術界一派繁榮的景象。” 下午6:45,杜威恩畫廊的大門打開了,人們經過安檢涌入大廳,大廳內的服務員端著雞尾酒站在兩邊。酒水是由特納獎贊助商哥頓金酒(Gordon??s Gin)提供的。觀眾中包括幾位往屆特納獎得主,有雷切爾·懷特瑞德(1993)、沃爾夫岡·蒂爾曼斯(Wolfgang Tillmans,2000)、馬丁·克裏德(Martin Creed,2001)、基思·泰森(2002)、傑裏米·戴勒(2004)以及穿著筆挺的黑色西裝的格雷森·佩裏(2003)。 格雷森·佩裏自從2003年獲得特納獎之後,便躋身英國著名藝術家的行列。除了藝術創作之外,他每週還給《泰晤士報》寫一篇專欄文章。“與其一直作為媒體關注的焦點,不如我也加入他們好了。”他搖搖手包,看看旁邊的妻子,然後説:“藝術界有這樣一種傾向,認為藝術家應該躲在藝術作品的後面,作為藝術作品的背景或陪襯。許多畫廊都把這種做法當做市場戰略,當然,也有人管這種市場戰略叫誠信,不管叫什麼,反正都是一回事。”三個女粉絲走過來跟佩裏打招呼,佩裏衝她們笑笑,繼續説:“現在這個世界太浮躁,到處是醉漢和瘋瘋癲癲的女人,熊熊的烈火炙烤著他們的靈魂。在這樣的環境中,僧侶藝術家不失為一種理想的形式。藝術大師、聖人或大智若愚者的藝術品都很吸引人,他們都算是僧侶藝術家。人們想摸一下他們的衣襟或者其他可以觸碰的地方,以表達自己的景仰與膜拜之情,這是一種宗教情感。總之,我覺得僧侶藝術家是個不錯的選擇。”
《衛報》藝術記者夏洛特·希金斯(Charlotte Higgins)已經提交了關於特納獎現場報道的新聞稿。她説:“第一版的新聞稿最遲在晚上8:00一定要交上去,這是最遲的交稿時間了,如果8:00還交不上,火燒到的就不僅是眉毛,恐怕就要燒得體無完膚了。我的編輯一般6:00之前就開始催我。”希金斯平均每週寫五篇報道,4 000字左右。“特納獎的新聞負責人只有一個人,他4:00左右能知道結果。我4:00左右會給他打電話,6:00之前會趕出650字,然後匆匆穿上一件乾淨的衣服跑到這裡。”夏洛特拿出黑莓手機看看時間。“新聞發佈會之後,我會參與他們的討論來獲得一些逸聞趣事,再引用一段像樣的發言,交上第二篇新聞稿。現在我希望發生一些有趣的事,最好是騷動或者爭論。”希金斯看看人群,偷笑著説:“在你知道結果之後,再看這些人的表現,會感覺到強烈的喜劇效果。” 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正在展出概念派藝術家馬丁·克裏德2001年的特納獎獲獎作品:《作品第227號:忽明忽暗的燈光》(Work No. 227: The lights going on and off)。這勾起了克裏德的回憶:“我記得當時我很害怕落選,我非常厭惡自己很在乎是否能夠拿到這個獎。一方面,我很想贏;另一方面,我又覺得想拿獎的想法非常愚蠢。我當時心裏十分矛盾。那段時間,我加深了對自我的認識。我意識到自己骨子裏是爭強好勝的那種人,害怕輸,連想都不敢想。後來不管做什麼,我都裝作我已經獲勝的樣子,當時怕輸就害怕到這種程度。”他仔細看了看高腳杯裏面的杜松子酒,確認沒有問題,才喝了一大口。克裏德認為,預展的時候,各個候選人的作品都不相上下,很難取捨。他説:“藝術家創作作品,評委創作優秀的藝術家。藝術家是否優秀,取決於評委的主觀判斷。” 旁邊的一個小畫廊裏挂著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的畫,這裡現在是臨時休息室,被提名的藝術家正在裏面喝香檳。因為要上電視,所以他們穿得都很華麗。他們彬彬有禮地恭維別人的服飾,但決口不提“獎項”二字。塞羅塔走來走去,説他們的預展如何如何吸引人,説他們的藝術思想如何如何深邃。然後又對他們説:“我知道大家在這段時間都不容易,希望各位把這當做寶貴的經歷,不要有太大壓力。”儘管塞羅塔也邀請了評委來休息室喝香檳,但馬修·希格斯進來的時候,感覺自己好像走錯了地方,探了個頭之後就轉身回到大廳裏去了。
音樂和燈光的配合,立刻把畫廊變成了一個舞廳,舞者來自世界各地,盡情地釋放著各自的激情。對於提名藝術家來説,這場舞會至少是一個從人生的一個階段步入另一個階段的重要場合。被提名的候選人一個接一個地從休息室裏走到頒獎臺的左邊坐下,像是在列隊迎接凱旋的將軍。菲爾·柯林斯今天穿得乾淨整齊,但是面無表情。麗貝卡·沃倫穿一件黑色短袖衫,腳蹬高跟鞋,臉上一會兒烏雲密布、一會兒陽光燦爛,捉摸不定。馬克·蒂奇納爾穿著藏青色的運動夾克,表情凝重,目光呆滯,他的女朋友在觀眾席下深情地望著他,仿佛在鼓勵他。托馬·阿布斯坐在遠離頒獎臺處的一個長凳上,上身穿一件灰褐色的正反兩面都能穿的運動衫,悶悶不樂地一個人呆坐著,雙手托著下巴,雙肘拄著膝蓋。觀眾席上的藝術品交易商注視著各自代理的藝術家,臉上露出堅定的但有點僵化的笑容。塞羅塔從休息室裏走到臺前,邊走邊跟身邊的人握手、擁抱、寒暄。他穿著黑色西裝、白色襯衫,打著銀色的領帶,看上去很精神,但我總感覺這身衣服在葬禮上穿更合適些。我身邊的一位公關小姐湊到我耳邊悄悄地説:“開始了。”塞羅塔快步走到頒獎臺前,發表了一分鐘的關於“質問當代藝術價值”的演講,然後請上“國際知名藝術家”小野洋子。 台下的大多數人都焦急地等待著結果。有的希望自己的朋友獲獎,有的想看看自己的預測是否準確。大家眼巴巴地看著小野洋子小心翼翼地拆開信封,最後她宣佈獲獎者是托馬·阿布斯。 阿布斯登上領獎臺,與小野洋子擁抱了一下,即興説了幾句感謝的話,然後被第四頻道的工作人員拉到直播的錄影機前。塞羅塔迅速走到頒獎臺的左邊,與三位永遠值得懷念的特納獎提名人握手、擁抱。阿布斯接受完採訪後,工作人員將她領到預展其作品的大廳。一路上照相機閃個不停,攝影師們大聲喊“托馬,看這裡!親愛的,往這邊看!能不能笑一笑?”面對記者各種各樣的問題,阿布斯一一破解、應付自如。《每日電訊報》的藝術記者説:“她不當外交官可真是屈才了。”
一個小時後,杜威恩畫廊的人群開始漸漸散去,留下來的人都在談論一些小道消息。有人告訴我,麗貝卡·沃倫展廳裏的雕塑賣給了幾個收藏家,一共賣了50萬美元,也可能是英鎊, 我也不太清楚。(據説藝術家如果獲得特納獎的提名,其作品的價格會上漲1/3,如果最終能獲得特納獎,則能翻倍。)菲爾·柯林斯將要乘飛機去印尼拍一部片子,他和沃倫都已離開畫廊,參加各自的聚會去了。柯林斯的聚會地點是克拉肯韋爾·格林大街的“三王”酒吧,沃倫的聚會“很隱秘”,據説是一位義大利“藝術界人士”為她舉辦的。 馬克·蒂奇納爾還沒有走,靠在墻上跟朋友聊天。他的作品將參加威尼斯雙年展。他拿起一瓶啤酒,告訴我他已經提前開過慶祝會了。他説:“感覺就像我的女朋友當眾拋棄了我,臨走時跟我説‘我們還是做普通朋友吧’。” 註釋 [1]“外行藝術”又稱“樸素藝術”,通常指住在精神病院裏的人、有智力障礙的人或幾乎沒有受過正規藝術教育、根本沒有接受過藝術熏陶的自學成才的藝術家的作品。 2006年4月《藝術論壇》的雙頁封面,附加資訊為:克裏斯托弗·威廉姆斯(Christopher Williams),Kodak Three Point Reflection Guide,?1968 Eastman Kodak Company,1968,(Meiko微笑),溫哥華,BC,2005年4月6日,彩照,20英寸×24英寸。《柯達三點反射指南》(Kodak Three Point Reflection Guide),?1968 Eastman Kodak Company,1968,(Meiko大笑),溫哥華,BC,2005年4月6日,彩照,20英寸×24英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