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6:50,我來到樓上的拍賣大廳,擠進記者席。記者席是由紅繩圈起來的,大家只能在裏面站著。這個空間位置似乎在告訴記者:你們要有自知之明,要知道自己在這裡的地位。在索斯比的一次“經典大師”拍賣會上,主辦方給我們每個人身上都貼了一個很寬、很醒目的白色布條,上面赫然寫著“媒體”兩個字,好像有意要羞辱我們。在金錢至上、權力至上的等級社會中,記者顯然是最底層的。有一次,一個收藏家説一個記者:“我一眼就能看出來,他收入不高。他採訪不到重量級人物,所以他只能靠道聽途説來的資訊拼湊成一篇文章。他在這裡晃來晃去的真沒什麼意思,根本沒人搭理他。” 有一位記者叫卡羅爾·沃格爾(Carol Vogel),她是個例外,因為她是《紐約時報》的記者。主辦方在記者席的前面擺了一把椅子,沃格爾可以坐在那裏,也可以穿著長筒靴大搖大擺地走來走去,以昭示其所代表媒體的高貴地位。我看到她跟好幾位大牌藝術品交易商和收藏家交談。沃格爾之所以能夠接近他們,是因為那些人想向她透露一些內幕或表達一下看法,從而希望她的報道能給自己帶來利益,但他們告訴她的那些東西往往沒有什麼價值。 記者席裏的中心人物是喬希·貝爾(Josh Baer)。實際上,他不是某個傳媒機構的記者,但他十年來一直在網上發佈有關拍賣會的消息,比如誰在拍賣會上買到了什麼,誰出價低了沒有買到。貝爾是紐約人,留著一頭濃密的銀發,戴著一款黑框眼鏡,很酷,長得有點像理查·基爾(Richard Gere)。他的母親是一個小有名氣的極簡抽象主義派畫家,他有一家畫廊,已經經營了十年,所以他深知這一行的底細。他承認:“我在網上發的那些消息,讓人們覺得這個行業很透明,其實這只是一種假像。人們接受的資訊很多,但受到的教育或啟示卻很少。人們只是看到了表面的東西。他們看看畫,再看看價錢,以為藝術品的價值等於拍賣的價格。”儘管藝術圈,尤其是藝術品市場,在圈外人看來有點神秘,但其實當你走進這個圈子的核心部分時,你就會發現,這裡沒有什麼秘密。貝爾説:“人總是喜歡談論自己,説一些自己知道的事情,以為自己多麼了不起,而且想讓別人也認為自己了不起。我對此很反感。” 這裡的記者只對一小部分資訊感興趣。他們記下拍賣品的價格,以及參與競價的人和最終的買主。記者中沒有人懂藝術,沒有人會評論藝術品,他們只是在這裡記流水賬。有的記者像“報價器定位儀”一樣,他們進來的時候悄悄記錄下客人手裏的報價器的號碼,這樣在拍賣人大聲宣佈擁有某個號碼的競價人成功買到某件藝術品的時候,他們就能知道這個號碼對應的是誰。還有一些記者會記錄客人就座的位置,以防他們辨認不出買家的背影。記者們抱怨自己站的地方太擠,而且視野很差。有些收藏家的座位“很差”,記者會嘲笑他們濫竽充數、裝模作樣;有些收藏家想方設法搞到一個好點的位置,記者會用諷刺、挖苦的語調著重描寫他們是如何搞到自己的位置的。我聽到一位自認為被低估了影響力的英國記者説“真能裝”,貝爾説“太庸俗了”,記者席最後面的一位記者惡狠狠地説“一群粗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