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奇一錘定音之後,記者席裏一半的人彎下身子,在拍賣品目錄上記下價格。伯奇説:“有的買家嘴上説不再加價了,但實際上他們還想買。不能光看他們搖頭,而是要能看透他們的心思,這需要多年的經驗積累。如果拍賣師經驗不足,看到有的買家搖頭後就不再理會他們了,以為他們真的不會再加價,但老練的拍賣師就能看出來他們是不是真的放棄了。但如果是藝術品交易商或者私人收藏家派來的代表搖頭,那就不用考慮了,他們肯定不會買,因為他們受到嚴格的約束。他們只能給到這個價錢,多一分也給不了。其他人如果搖頭,你能看出來他們還在猶豫,還在掙扎。他們會跟愛人或者朋友商量。有時候是丈夫很想買,但妻子不想拿出更多的錢。有時候是丈夫搖頭,但妻子想買。站在拍賣臺上的時候,台下人的動作一目了然、清清楚楚。” 現在已經開始拍賣第三件藝術品了,但喬希·貝爾和《紐約時報》的記者卡羅爾·沃格爾還沒搞清楚剛才那幅普林斯的作品是誰買的。沃格爾説:“這個拍賣廳真爛,根本看不見前面的那些買家。”記者不像伯奇那樣可以居高臨下、一覽無余,也沒法看到伯奇面前那個寫滿機密的筆電。他們聽到了四個人的名字,但不確定誰是最終的買家。有的時候,在拍賣會上的感覺就跟讀一部偵探小説一樣,價值連城的寶物不翼而飛,幾經調查也揭不開“大盜”的“廬山真面目”。在拍賣會上買家似乎都很害羞,不願意讓記者看到。 伯奇敏銳的洞察力是他勝任這個工作的關鍵,他必須能從觀眾的動作細節中發現線索。他説:“當看到有人開始做些小動作的時候,就表明他對下一件或者再下一件拍賣品有興趣。有的挺起了腰板、伸長了脖子,有的整理衣著或首飾,樣子有點緊張。儘管有些人身經百戰,經歷過無數次這樣的場合,但他們的動作或神態還是能傳達出一些資訊。這些資訊表明他的興奮點即將到來,跟周圍人臉上的萎靡不振、無精打采的神情完全不同。我必須抓住這樣的細節。” 我疑惑地問道:“但是那些能夠呼風喚雨的大收藏家和大交易商都很隨意哦,像納哈邁德(Nahmad)那樣的,隨便動動手指不一定就是要買的意思吧。”據説納哈邁德家族曾經擁有畢加索20%的作品,但是他們現在購買大量的當代藝術品。有傳言稱他們從來沒有攢下過錢,因為他們前腳賣完印象派的作品,後腳就買入當代作品,他們的庫存一直在更新。
伯奇説:“他們已經在下面坐了很久。一旦納哈邁德家族的人開始交頭接耳、互相通氣,我就知道他們要出手了。而且我事先基本上知道他們要買什麼東西。大衛·納哈邁德(David Nahmad)喜歡將他以前曾經收藏過的作品再買回自己的手中。有時候在拍賣之前我會跟他詳談一番,所以我知道他的確切目標。” 第四件拍賣品是馬琳·仲馬的油畫。一位買家舉了一下牌,這個價格猶如泰山壓頂,他的意圖很明顯,想讓別人望而卻步。喬希·貝爾對旁邊的人説:“你發現沒有,他們現在一開始叫價就已經高過最高估價了。”接下來的加價幅度很大,買家十分踴躍,伯奇的嘴一直就沒有閒下來。“55萬、60萬、65萬、70萬。這邊還有更高的,75萬、80萬、85萬。什麼?88萬?我沒有看錯吧?”一位買家打破了等額遞加的出價規律,試圖給大家降降溫,讓大家冷靜一下。拍賣師當然不喜歡有人破壞節奏,因為這樣會拖延拍賣時間,容易使人們喪失激情。“90萬美元!有人出到了90萬美元,壓過了這邊的買家。”此時的價格已經是最高估價的三倍,同時也打破了該位藝術家作品價格的紀錄,因此伯奇放慢了他的語速。 當價格衝到98萬美元時,全場鴉雀無聲,伯奇也停頓了很長時間。當拍賣品的價格高到一定程度時,大家會很安靜,以示對藝術品的尊重與景仰。當價格繼續走高時,台下的人會屏住呼吸,似乎都要暈厥一樣。人們在想,這幅畫會突破100萬美元的心理大關嗎?目前,只有兩位在世的女藝術家的作品賣到過100萬美元以上,分別是露易絲·布爾茹瓦(Louise Bourgeois)和艾格尼絲·馬丁。[2]仲馬會成為第三個嗎?佳士得的拍賣會觀察員向伯奇做了一個手勢,示意他最後一排有一位買家舉牌。“100萬美元!”伯奇興奮地説,臉上露出勝利的喜悅。 貝爾小聲問道:“誰拍的呀?”不光記者們想知道,就連坐在前面的收藏家和交易商都回過頭來,想一睹這位神秘買家的真容。這位買家來得很遲,他一坐下,拍賣會就開始了。有些人喜歡晚來,似乎想用隨意的方式告訴大家,他們很淡定,而且不差錢。拍賣會上的人都很自大,都想昭示自己的個性,他們希望以獨特的出價風格引起人們的注意。
伯奇又説了一遍“100萬美元”,驚訝的語氣裏帶著挑釁的味道。“105萬……110萬。”遲到的那位買家在後排又叫出了110萬美元的天價。“110萬美元。我鄭重地提醒各位,現在是110萬美元。這件作品馬上將落入他人之手。最後一次機會。110萬,最後一排的那位買家,成交!謝謝404號買家。”槌音落定,人聲鼎沸。我聽到有人一邊大笑一邊搖頭,他們不相信這樣的價格。記者席裏冒出一句話:“110萬?20年後誰還認識仲馬啊?”還有一些人互相點點頭,好像是説:“嗯,我們真的沒有看錯。”記者們開始嘀咕到底是誰買了仲馬的畫。通常,收藏家為某件藝術品願意出的價錢跟交易商不同。有些收藏家很瘋狂,對某件作品情有獨鍾,所以出價會很高,有些交易商出高價是為了長期持有,以便有朝一日大賺一筆。此刻,大家的共識是,如果有一位收藏家出到這個價錢,那他一定是瘋了,如果是交易商買下了,那還説得過去。 艾米·卡布拉佐站在佳士得工作人員中間,她向觀眾席上的某個人會心地眨了一下眼。仲馬的這幅畫尺寸適中,以紅色基調為主。畫面上是一個女人,深情地望著看畫的人,眼神飽含期待與渴望,嘴唇微張,象徵著陰莖崇拜的手指按在下嘴唇上,流露出萬種風情。 卡布拉佐為人十分謙遜,令我肅然起敬。我問她,什麼樣的作品能在拍賣會上賣個好價錢,她的回答正好解釋了仲馬的這幅作品之所以賣出天價的原因。她説:“第一,人們首先判斷的是色彩,顏色是一個重要的標準。棕色畫面不如藍色或紅色的賣得好,色彩陰鬱的不如色彩歡快的賣得好。第二,某些題材的賣相很好。涉及裸體男子題材的藝術品一般不如涉及體態豐滿、婀娜多姿的女子題材的藝術品好賣。第三,油畫作品比其他形式的藝術品賣得貴。收藏家對新近出現的、以其他媒介表達思想的作品有些疑惑,他們覺得那些作品不方便擺設,所以不願意買。第四,作品的尺寸也是一個因素。如果一件作品裝不進高檔住宅的電梯的話,其價值便會大打折扣。”卡布拉佐強調:“這些因素只是基本的商業標準,與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無關。” 我問道:“那美學價值與經濟價值之間存在什麼樣的關係呢?” “關係不大。有大把的優秀藝術家能創作出優秀的藝術品,但能在藝術品市場上體現身價的卻寥寥無幾。你説相貌和命運有沒有關係呢?基本上沒有必然聯繫。即使有聯繫,也是虛無縹緲的,根本不確定。”出眾的相貌和傑出的美學價值只體現在觀察者的眼裏,而觀察者都是社會動物,作為社會人,或多或少都會有意無意地傾向於服從大多數人的意見。卡布拉佐並沒有譴責市場規則,市場就是這個樣子,天經地義、無可厚非。她説:“我以前在博物館工作。現在有時候碰到以前的同事或者同行問我現在在幹什麼,我開玩笑地告訴他們,我在佳士得替上帝管理藝術品市場。”
第五件拍賣品是吉爾伯特(Gilbert)和喬治(George)1975年的作品,賣到41萬美元。第六件是莫瑞吉奧·卡特蘭(Maurizio Cattelan)2001年的雕塑,底價40萬美元。吉爾伯特和喬治也許是英國最重要的概念派藝術家,他倆的作品比來自義大利的卡特蘭豐富,而且比卡特蘭前衛,但在今天的拍賣會上,他們的作品卻賣不過卡特蘭。拍賣品目錄是拍賣行主要的行銷工具,是一本油光锃亮的全彩頁手冊,封面和封底製作精美,目的是招徠賣家把他們的藝術品拿到佳士得來拍賣。這一期的封底就是卡特蘭的自畫像,畫的是他從地板上的一個洞向樓下窺探。這幅畫不僅印在手冊的封底上,還印在了拍賣會的邀請函上。 人們對“莫瑞吉奧市場”(按照慣例,對在世的藝術家只叫名字)爭議頗大。卡特蘭憤世嫉俗、玩世不恭,他的主張十分極端。有些人認為他是21世紀的馬塞·杜尚(Marcel Duchamp)[馬塞·杜尚大概是現代藝術史中最有魅力、最有影響力,同時最具爭議性的傳奇人物。——譯者注],還有些人認為他跟當代的朱利安·施納貝爾(Julian Schnabel)[朱利安·施納貝爾是美國當代畫家、導演。——譯者注]差不多,只是經過媒體的大肆宣揚之後,他的成就仿佛很高似的。其實,要想一眼就分辨出真正取得突破、有所創新的人和誇大其詞、吹破牛皮的人不太容易。因為有所創新的人開始也會挑戰現存藝術的真實性和完整性,所以他們開始的時候看起來很像是在裝腔作勢。需要經過較長時間的檢驗,看他們對藝術史在深度和廣度上到底有多大的“影響”,才能最終作出判斷。有些重量級的收藏家大量買入卡特蘭的作品,以至於其他收藏家指責他們在操縱“莫瑞吉奧市場”。但一位藝術品收藏諮詢人員説:“這不是操縱,而是無條件的支援。” 卡特蘭的作品賣得“很快很火”。經過伯奇連珠炮似的報價、鼓動之後,這件作品最終以180萬美元拍出,比卡特蘭先前的拍賣紀錄高出一倍。貝爾一邊嘟囔一邊在目錄上記下“威廉·阿奎維拉”(William Acquavella)。阿奎維拉是一位很富有的藝術品交易商,他的父母都是移民,他的畫廊位於豪華的東七十九大街(East Seventy-ninth Street)。很少有人能買下那裏的房子當倉庫用。對於諮詢師和交易商來説,在拍賣會上買東西是一種身份和職業的象徵。 第七件拍賣品是埃德·拉斯查(Ed Ruscha)的一幅畫,今晚一共有三幅他的畫。最後,這幅畫飛漲到68萬美元。貝爾嘟囔著記下了買家梅爾策(Meltzer)和低價競拍人高古軒兩個名字。在一級藝術品市場上,高古軒代理拉斯查的作品,並且在拍賣會上“保護”他所代理的藝術家。如果哪一天拉斯查的作品失寵,高古軒可能會買下拉斯查的主要作品,等日後拉斯查再次受到關注時,再把他的作品拿出來賣。
第八件拍賣品是吉爾斯基(Gursky)的攝影作品,成交價格超過了最高估價,但還遠遠低於他作品的拍賣紀錄,因為這件作品不像他的其他作品那樣盡人皆知。第九件是丹·弗萊文(Dan Flavin)的《致塔特林的無名紀念碑》,這件優雅的藝術品創下了他的個人拍賣紀錄。 總體來看,這次拍賣會再一次顯示了藝術品市場的強勁走勢。傑克·戈爾德説“我們一直在等待市場的大幅調整”,朱麗葉補充説“市場不可能一直走高”。商界人士説,泡沫在破滅之前,都會越吹越大。 我問貝爾,藝術品市場的牛市何時會結束,他心不在焉地答道:“如果沒有拍賣,藝術界就不存在經濟價值。有了拍賣,便有了藝術品流動的假像。”他停下來記下第十件拍賣品的第一個出價,然後繼續説:“紐約證券交易所才是真正的流通市場。人們可以以一定的價格購買IBM的股票,但購買莫瑞吉奧的庫存作品是説不通的,而在拍賣會上,基本上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在任意時間出售。如果人們覺得他們買進藝術品後無法再賣出去,或者他們死後後人不能再把藝術品賣出去的話,就不會有人買東西了。” 第十件拍賣品賣了80萬美元。貝爾轉過頭來接著説:“現在的情況是,所有的人都希望價格只往一個方向走。有些藝術家的作品儘管現在很搶手,可是十年後可能會一文不名。人們應該回頭看看以前的拍賣目錄,可是許多人都不長記性。” 艾米·卡布拉佐一邊打電話一邊笑。佳士得的工作人員抖擻起精神,因為下面的兩件拍品是“博物館展品”。第11件拍賣品是傑夫·孔斯(Jeff Koons)的雕塑,傑夫·孔斯是各大拍賣行的寵兒。第12件是後現代藝術之父安迪·沃霍爾1960年的大型歷史畫作。 前十件拍賣品成績不菲,要麼打破紀錄,要麼高於估價,這要歸功於佳士得的精心安排。人們在花大筆的錢購買藝術奢侈品時,需要一種安全、放心的感覺。卡布拉佐解釋説:“我們在安排拍賣品順序的時候,處處考慮商業因素。如果我們按照藝術史的編年順序或藝術品創作的時間順序來安排拍賣品,或者按主題給拍賣品分類的話,那這場拍賣會恐怕就完了。前十件東西必須賣出好價錢,我們會把年輕藝術家的當代熱門作品安排進來,因為這些作品很可能會超過最高估價。到第12件或第13件的時候,最好出現一個高潮,讓大家徹底興奮起來。” 孔斯的雕塑賣了235萬美元。 貝爾説:“大腕該出場了。”
伯奇高聲宣告:“第12件拍賣品是……安迪·沃霍爾1963年創作的《深黃色的種族騷亂》。”為避免耽誤時間,大多數藝術品都不報題目,只是簡單地稱為“吉爾斯基的作品”、“弗萊文的作品”、“諾曼的作品”。只有最昂貴的拍賣品才能享受報上題目的待遇。伯奇一字一板地拉長聲音説:“起價是……800萬……”台下的買家開始不慌不忙地從容出價,很快,加價器上增加了50萬美元。此刻,拍賣廳內格外安靜,除了出價的聲音,沒有一點嘈雜聲。僅僅過了一分鐘,價格就飆升到了1 200萬美元,伯奇慫恿道:“提醒各位,現在是1 200萬。”接下來的十秒鐘裏,又有三個人舉手,每次一揮手就是加價50萬美元,這樣就升到了1 350萬美元。之後,便沒有人再加價了。伯奇拖延了40秒,用眼神挨個詢問台下可能的買家,希望能再加到個整數。見沒人反應,伯奇狠狠地敲下一槌:“1 350萬美元,成交。” “拉菲爾·亞布隆卡(Rafael Jablonka)……可能是為烏多·布蘭德霍斯特(Udo Brandhorst)買的。”貝爾很相信自己的判斷。 當我問艾米·卡布拉佐什麼是藝術品市場時,她實事求是地説:“藝術品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不動産。沃霍爾的有些作品就像普通公寓一樣,周圍都是樓,所有的窗戶都朝北,而另一些作品又像是頂樓的高級公寓,四面都有窗戶,周圍的景色可盡收眼底。”從《深黃色的種族騷亂》的拍賣節奏來看,這幅畫應該屬於高級公寓,但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大廳的裝修過於簡陋,甚至有些陳設擋住了窗外的風景。這幅畫由兩塊畫布組成,有些鑒賞家認為這兩塊畫布上的深黃色底色並不相同。有人説這兩塊畫布上的內容不是同時畫上去的,還有人説畫家是故意畫成兩種顏色的。其實這並不重要。朱麗葉·戈爾德一語切中要害:“這是一部傑出的歷史題材作品,但是顏色不太醒目,而且這幅畫太大了,很難挂在家裏的墻上。” 在當代藝術品市場中,沃霍爾的作品恐怕是最難捉摸的了。他的作品可以在稀缺性和流通性與尺寸和主題之間找到平衡。在他所有的作品中,1962—1964年的作品最昂貴,同時畫布的品質也會影響價格。不管他的畫是“全新上市”的還是“幾經轉手”的,都能在市場上取得佳績。 安迪·沃霍爾是全球公認的藝術大師,他的作品數量眾多,分佈在世界各地。有幾個超級富有的商人和收藏家擁有沃霍爾的大量作品。據説,他們要炒起沃霍爾的市場。新聞界聲名顯赫的彼得·布蘭特(Peter Brant),擁有《美國藝術》(Art in America)雜誌和《訪談》(Interview)雜誌,跟沃霍爾很熟。據説布蘭特家裏的沃霍爾作品是最值錢的。穆格拉比(Mugrabi)家族收藏的沃霍爾作品的數量可能最多,約600件。還有納哈邁德、高古軒和鮑勃·努慶(Bob Mnuchin),都經常買賣沃霍爾的作品。用一位業內人士的話説:“這些高級玩家之所以願意出高價,是因為他們不希望手中的藏品砸在自己手裏。”拍賣行口口聲聲地宣稱要建設一個透明、民主的藝術品市場,而這些人的暗箱操作行為給了拍賣行一記響亮的耳光。
沃霍爾曾經説:“美國人經常衝動消費,而我自己也是美國人。”這個星期,二級藝術品交易商克裏斯托弗·范·德·韋藝(Christo~phe van de Weghe)舉行了一場沃霍爾大型彩色畫卷展覽。這場展覽是在向藝術品市場表示敬意嗎?畢竟安迪·沃霍爾去世已經20年了,他在創作時賦予作品的諷刺意義早已煙消雲散。 在紐約,一部分畫廊是為一級藝術品市場設置的,另一部分畫廊主要是為二級藝術品市場設置的,兩種畫廊的地理分佈有較為明顯的界限。大部分一級藝術品市場畫廊集中在西十九大街和西二十九大街之間的切爾西大街,只有寥寥幾家二級藝術品市場畫廊坐落在這個區域,其中就包括克裏斯托弗的畫廊。其他大部分二級藝術品市場畫廊均集中在東五十九大街和東七十九大街之間的麥迪遜大街及其鄰近地區。像高古軒這樣的藝術品交易商在這兩個地區都有門店。 二級藝術品市場交易商也需要有“長遠的眼光”,也需要對藝術史和市場有一定的了解,同時還要有敢於冒險的勇氣以及穩定的客戶群,他們與一級藝術品市場交易商的區別主要是他們急於“變現”。實力雄厚的藝術品交易商有足夠的錢買入,又沒有賣出、變現的財務壓力。他們能夠掌控手中的藝術品,不需要充當中間商的角色。一位藝術品交易商唉聲嘆氣地説:“最鬱悶的事情就是沒有長期持有的能力。實際上我很喜歡買藝術品,一點都不捨得往外賣。如果能夠對買來的藝術品嚴加控制,保證買來的都是最好的,那我絕對不願意讓好藝術品從自己手裏跳到別人手裏去。” 很少有人願意承認他們喜歡賣掉自己的藏品。賣出時的沒落感和買入時的自豪感截然不同。一般來説,收藏家賣掉藏品有三種原因:死亡、債務和離婚,因此賣出的行為常常是與災難、厄運、窘困聯繫在一起的。貝爾説:“現在多了一條原因:交易。因為有些收藏家就是倒騰這些藝術品的。”他們跟傳統市場中的商人一樣,倒買倒賣。當某件藝術品的價格漲到歷史最高點,再不賣價格就有可能下滑的時候,他們就會出售藏品。當他們發現某件藝術品的估價過低,同時又深信這件藝術品能夠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就會買入。或者當某位藝術家已經過氣時,他們會賣空該藝術家的所有作品,以防手裏的藏品變成一堆廢紙,然後再“更新”自己的收藏。索斯比的一位專家解釋説:“許多把藏品拿到拍賣行去拍賣的收藏家都喜歡‘塑造’自己的收藏。”
“塑造”這個詞很奇怪,讓我想起了一位年長的女收藏家。有一次,她喝了幾杯香檳之後,坦誠地説:“拍賣師就是整形醫生,你要是想整容,就得找一個信得過的醫生。”這時,我發現旁邊不遠處有一個年輕的女人,正在往目錄上寫東西。她頭髮很長,金髮碧眼,不過手上有長期患關節炎留下的痕跡。我湊過去仔細觀察了一下,發現她已經是一位風燭殘年的老太婆了,不過臉上的皺紋都給拉平了。她的頭上有許多植發的孔,身上珠光寶氣的,還披了多塊皮草。我想,藝術品收藏規模及內容的“塑造”的確就像女人希望永葆青春一樣,都希望用新東西讓自己保鮮、保嫩。 與拍下一件藝術品時的快感和成就感相比,在拍賣會上出售自己的藏品時感覺相當難受,如坐針氈,備受煎熬。許多收藏家不願意承認他們在拍賣會上賣過東西,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如果別人知道他們是賣家,則他們從一級藝術品交易商手裏購買藝術品的能力就會受到限制。幾年前,傑克和朱麗葉曾經賣過一件印在拍賣會目錄封面上的東西,他們很後悔。傑克説:“在拍賣會上賣東西很不爽。拍賣之前的工作倒沒什麼,合同、擔保、封面設計這些事情都還正常,可是一旦到了真正拍賣的時候,我就感到抑鬱,我不喜歡自己的東西被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我寧願在私底下賣給交易商,然後交易商再拿到拍賣會上去賣,這樣就跟我沒關係了。但這種方式也有一個問題,不管我賣給交易商多少錢,總有人在我耳邊嘮叨,説如果直接拿給拍賣行,一定會賣得更高。”對於朱麗葉來説,在拍賣會上出售自己的藏品簡直是一種心靈折磨。“那種感覺太恐怖,我都要窒息了,仿佛自己正赤身裸體地站在大家面前。儘管那幅畫做了擔保,我們不必擔心會有任何經濟上的損失,但要是沒人買怎麼辦?沒人出價怎麼辦?那幅畫跟了我們很長時間,我們很喜歡它。當時我就覺得我們是在出賣自己,他們是在給我們估價。幸好,我們在樓上有一個單獨的休息室,可以喝點東西安靜一下。45分鐘之內我喝了三杯威士忌,但我一點都沒有醉,頭腦非常清醒。” 貝爾給周圍的人發了幾塊利口樂潤喉糖,伯奇那邊這會兒又拍出了好幾件藝術品,有三件通布利的、兩件考爾德(Calders)的、一件沃霍爾的及一件孔斯的。我只顧觀察形形色色的人在這個特定場合下的各種神態和姿勢,忘了記價格。這裡有的人舉手的時候五個手指都伸直,還來回晃動,有的只用一兩個手指示意一下,有的把手裏的報價器按個不停,有的緊張得連連點頭,還有的一直在眨眼睛。卡布拉佐開玩笑地説:“我總覺得人們出價時的態度跟他們在床上的表現有關。有的人不怕讓拍賣師知道他在想什麼,把自己的意圖完全暴露出來。還有的人東躲西藏、扭扭捏捏,把拍賣師整得雲裏霧裏、不知所措。”毫無疑問,佳士得要求在拍賣會上接電話的工作人員儘量表現得興奮一些,這樣出價的人會比較痛快,避免拖泥帶水、耽誤時間。
有的買家出價時把手舉得老高,有的像瘋子似的喊一聲“80萬”,還有的做出交警示意停車的手勢,意思是他要請示一下他背後真正的買家。而真正的買家正坐在家裏的沙發上,優哉遊哉地喝著小酒、聽著小曲,完全沒有意識到拍賣會的緊張氣氛。 “下面是第35件,辛迪·謝爾曼的畫。”伯奇説道,“起價14萬。15萬,16萬,17萬,18萬,19萬,又有一位先生出價19萬。後排有一位先生現在出到19萬。19萬,成交。”哇,這筆交易只用35秒就搞定了。 對於熱愛藝術品的人來説,出售自己收藏的藝術品是一種損失。他們對某件藝術品愈喜愛,賣它的時候痛苦的感覺就愈強烈。有一次我參加佳士得在倫敦舉行的當代藝術品拍賣會,坐在昂納·詹姆士(Honor James)(不是她的真名)的旁邊。她身材高挑,體態勻稱。昂納的父母大概有600件藏品,她賣了99件。每當她家裏的東西擺在拍賣臺上的時候,她就會説“這是挂在我爸媽臥室裏的”或者“這件是放在客廳桌子上的”。 昂納與拍賣廳裏來自其他社會階層的人不同,她的價值觀跟別人完全不同。她不屬於藝術界,而是一名來自中西部地區的社會工作者。她父親去世後,她被指定為遺産執行人,負責處理她父母一億美元的遺産。按照遺囑,遺産將全部捐獻給當地的一個社區基金會。昂納説:“誰都沒有分到遺産,但誰都沒有任何不滿或者難過的情緒。父母的決定完全在我們的意料之中。自力更生,靠自己的本事吃飯,才有意義,繼承來的財富會毀掉一個人。我媽媽含辛茹苦地把我們撫養成人,她的信條是‘你給他的越多,他期待的就越多’。” 昂納的父母都是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國際理事會的成員,他們對自己的收藏品都很低調,不願意透露家裏藏品的細節。昂納説:“對我父親來説,跟藝術家見面是很重要的事情。在他所收藏作品的所有作者中,除了傑克遜·波洛克(Jackson Pollock)之外,他見過所有其他在世的作者。儘管每一件藏品背後都有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每一件藏品都價值連城,但父親從未説過這些東西值多少錢。我記得我在杜克大學上大一的時候,有一節課講‘藝術史概論’。從古至今瀏覽了一遍之後,老師開始介紹當代藝術。突然黑板上出現了一幅阿希爾·戈爾基(Arshile Gorky)的畫。‘天啊!這不是我們家裏的那幅嗎?’我當時很驚訝。之後幻燈片裏又出現了一些當代藝術家,我發現他們的作品我們家裏全都有。父母從來沒告訴過我們這些畫的價錢,也沒告訴過我們這些都是名畫。我之前根本不知道那些東西值那麼多錢。”
“第一次出售藏品時的感覺很糟,心情比較複雜。”昂納説,“眼睜睜地看著擺在家裏的東西被打包運走,真不是滋味,就好像是把自己的孩子趕出家門一樣。我倒沒覺得自己蒙受了多麼巨大的損失,但看見父母收藏的東西挂在佳士得展廳的墻壁上,確實有種異樣的感覺。看到別人摸著父母心愛的東西,然後摘下來帶走,真像噩夢一樣。那些作品我們自己都很少碰,因為長大後,父母就不讓我們碰他們的收藏了。” “第一次拍賣是在紐約。我穿著媽媽的運動衫,戴著媽媽最喜歡的胸針。當時我全身上下都很緊張,緊張得上了好幾次廁所。第二次拍賣是在倫敦,我又在衛生間吐了兩次。”此後,昂納漸漸地適應了拍賣會的現場氣氛。“沿著父母的足跡往前走,我的心怦怦直跳,感覺我跟他們的距離很近,但我還是很緊張。”昂納承認後來她厭倦了拍賣的過程。她説:“拍賣會徹底玷污了我的清白。別人都以為我掙了許多錢,以後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晚上8:05。第36件拍賣品是傑哈德·裏克特(Gerhard Richter)的畫,這位概念派畫家的作品曾經在藝術品市場上叱吒風雲、紅極一時。但昨晚在索斯比的拍賣會上,他的一幅重要作品沒賣出去,估計今晚的這幅畫也會遭受同樣的命運。幾年前,尤其是裏克特在現代藝術博物館舉辦個人回顧展的時候,他的畫就像剛出爐的蛋糕一樣,人們爭相搶購。伯奇敲了一下拍賣槌,從嗓子眼裏擠出一個“過”字。怎麼回事?我問貝爾。他説:“最高出價低於賣家的出售底價,被保護性買入了。裏克特的畫已經賣不動了,想收藏他的作品的人都已經買到了他的作品。” 大批藝術品買家給藝術品市場注入了持續的活力。菲利普·斯哥特説:“他們想進入這個圈子,改變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購買當代藝術品其實就是到巴塞爾、佛瑞茲藝術博覽會(Frieze Art Fair)去逛逛,再到威尼斯雙年展上去看看,還有紐約的拍賣會也是必去的地方。當代藝術品收藏家哪熱鬧就往哪跑。説白了,收集當代藝術品很簡單,只要加入這個充滿激情的群體就行,跟著他們一起出席隆重的場合,一起瀏覽藝術品,參加他們的聚會。他們的生活非常精彩。”
有些人購買藝術品是出於社交原因,買賣藝術品的行為能滿足他們的社會需求,這部分人的品味和消費模式容易受到潮流的影響,什麼最時髦他們就幹什麼。因此,收藏藝術品越來越像買衣服。索斯比的一位專家説:“我們買件衣服穿兩三年,然後把它放在箱子底下,又去買新的。從此這件衣服可能會在箱子底壓上幾十年。我們的生活一直在變化,這段時間內不相關的事物在另一段時間內可能會發生關聯。人們的想法在變,所以行為也在變。別的東西玩膩了,現在玩玩藝術品,很正常。” 藝術往往表現出超越時代的內容,藝術品的思想境界都比較超前,但是現在的收藏家喜歡收藏藝術品是因為他們覺得“藝術反映了鮮明的時代特徵”,而且他們一點耐心都沒有,沒等過上很多年,回頭看看自己收藏的藝術品是否具有超前的或永恒的思想境界,就匆匆把它們賣掉了。專家説,拍賣會上那些好賣的藝術品有一種“直觀的吸引力”或“搶眼的賣點”。 第44件拍賣品是賈斯珀·約翰斯(Jasper Johns)的數字油畫[數字油畫是一種油畫創作手段。藝術家預先畫好藍圖,然後發揮自己的色彩靈感,在用數字標識的框格內涂上中意的顏色。——譯者注]。該作品創作于1960年至1965年之間,這是作者創作的黃金時期。儘管約翰斯是在世藝術家中作品價格最高的一位[3],但這幅畫卻沒賣出去。貝爾解釋了其中的原因:“他們不喜歡這幅畫的色彩。畫面太暗了,根本看不清數字,而且賈斯珀的簽名還灰乎乎的。” 賈斯珀的數字油畫沒賣出去,這似乎是對拍賣的極大諷刺,因為拍賣活動自始至終都有數字。展品編號、日期、加價幅度、成交價等,伯奇一直在念叨數字。數字是明確的,但畫家和作家並不喜歡十分確定的東西,他們善於用不確定性去表現世界,他們筆下的線條、色彩和語言有著模棱兩可的解釋。相比之下,伯奇手中的拍賣槌一點也不含糊,具有絕對的、最終的確定性。 貝爾打了個哈欠,《紐約時報》的記者懶洋洋地坐在前面。空氣有些渾濁,我也有點快睡著了。拍賣的東西一件接一件地過,有些人成雙結對地往外走。正如伯奇事前預料的那樣,拍賣進入了無聊的階段。突然,所有人都振作起精神,因為第47件拍賣品登場了,這是埃德·拉斯查的《浪漫》(Romance)大家挺起腰板、伸長脖子東張西望。此刻,拍賣會的氣氛又活躍起來,空氣中瀰漫著緊張的情緒。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貝爾説:“有人在偷偷出價,他們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參與競拍,用眼神會意旁邊站著的工作人員,通過他們把出價的資訊傳給伯奇。有點像戲劇場上樂池裏的人給臺上的演員提醒臺詞。”
我看到幾個藝術品市場上的大人物,在他們中間我猛然發現一個頭髮蓬鬆、身材魁梧的男人正起身往外走。他長得有點像電影《哈利·波特》裏的一個人,我突然意識到他應該是基思·泰森(Keith Tyson)。他是2002年特納獎的獲得者,英國藝術家。我看他走出拍賣大廳,就跟了出去。他在大廳欣賞莫瑞吉奧·卡特蘭的一件雕塑作品。這是第34件拍賣品,大家都把這件雕塑稱為《白象》,成交價270萬美元。 我説我真沒想到能在這裡碰到藝術家。 “我們畫廊的人都來了,我總不能一個人去泡吧吧。我想看看拍賣會到底是什麼樣子,我對經濟學很感興趣。他們説拍賣會是藝術家的絕對禁區,藝術家參加拍賣會會影響他們的創作純度和聲譽,但我可不在乎這些。” 我問:“那麼你在拍賣大廳裏究竟看到了什麼呢?” 他説:“拍賣會只是一種表像,實質性的東西很複雜。拍賣是一件低俗的事情,跟色情文學一樣低俗。” 我覺得他看待拍賣的感覺,跟有些人對談錢的感覺一樣——俗。我繼續追問:“你在裏面有什麼感覺?” 泰森回答:“沃霍爾的《深黃色的種族騷亂》叫到1 300萬時,我真想舉手,當時很衝動,好像無法抑制自己。但又一想,還是算了吧。會場上的氣氛很有感染力和煽動力。你能感覺到資本的強大力量,能體會到大男子主義的那種説一不二的權威感。” 資本,拍賣會上聽不到這個詞。 “我對藝術品市場沒有任何偏見,這個優勝劣汰的體系很完美。收藏家看中了某些作品的文化意義,於是把它們當做期貨買到手,這很正常。儘管他們出的價錢很高,但只要長期持有,最終一定會有收益的。比如我買下這幅畫,挂在我的畫廊裏。這幅畫很美,看過的人都會陶醉,所以有很多人來看。假設地球上有1 000萬人願意花十英鎊的門票來看這幅畫,這就是一億英鎊。長期來看,買家既獲得了經濟利益,又積累了文化價值。短期來看,買家在市場上製造的傳奇又一次為自己贏得了名聲,擴大了自己的影響力。” 很少碰到藝術家對藝術品市場的鑒賞力和判斷力抱有這麼大的信心。有點讓人難以理解的是,泰森堅持認為藝術不會淪為商品。他説:“黃金和鑽石一般只具有資本價值,但藝術品不同,除了資本價值之外,還有其他價值,藝術品的賣點和其他商品的賣點不同。購買藝術品體現出你存在的意義,傳達出你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與渴望,這才是藝術的魅力。”
晚上8:30,拍賣會接近尾聲。臺上出現了達米恩·赫斯特的作品,一個帶皮的公牛頭浸泡在甲醛溶液裏。上個月,索斯比拍賣行在倫敦賣出了赫斯特的一些作品以及他的飯店。他開的飯店名為“藥房”,經營沒多久就倒閉了。那次拍賣會上,赫斯特的所有作品都賣出去了,總成交價為2 000萬美元,同時還刷新了他的蝴蝶系列和醫藥箱系列作品的拍賣紀錄。一位在世的藝術家通過拍賣行公開拍賣自己的作品,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赫斯特拿到了全部的成交款項,這比跟藝術品交易商瓜分利益強得多。而且他還上了報紙的頭條,鞏固了自己在藝術界內著名藝術家的地位,可謂名利雙收。 索斯比的一位年輕專家奧利弗·巴克(Oliver Barker)參與了赫斯特“醫藥箱系列”的拍賣,這是他頭一次跟藝術家打交道。巴克興奮地説:“赫斯特想法很多,思維敏捷,還很勤奮。他全程參與了拍賣目錄的設計以及行銷計劃的制訂等工作。他很有商業頭腦,而且敢於冒險。這兩樣東西結合在一個人身上是很少見的。” 許多在拍賣會上作品賣得好的藝術家同時也是企業家。或許是因為在生意上賺了大錢的收藏家對會做生意的藝術家惺惺相惜,或許是因為許多當代藝術家遵循了商業規則。索斯比的專家弗朗西斯·奧特萊德(Francis Outred)説:“他們的成功就在於他們迎合了商業需求。”沃霍爾和他的工廠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赫斯特跟沃霍爾一樣,也通過實施生産戰略來確保有足夠的資源去滿足收藏家日益增長的需求。他畫了至少600張“題材迥異”的點畫(spot paintings)[4],還創作了許多以其他媒介為表現手法的作品,擴大了受眾範圍和市場覆蓋面。 最後兩件拍賣品沒有耽誤多少時間,很快就拍出去了。隨著伯奇最後一次落槌,拍賣會結束。沒有類似返場演奏似的節目,沒有掌聲,在伯奇匆匆説了一聲“謝謝大家”之後,人們便作鳥獸散,一群一群地相繼走出會場。我聽見幾個年輕的二級交易商説現在的市場“太瘋狂了”,然後開始激烈地討論理查德·普林斯的畫什麼時候能賣到100萬美元[5]。 排隊取衣服的時候,我碰到了多米尼克·利維(Dominique Levy)。她原來在佳士得工作,現在是藝術顧問。她是行家,能看懂市場。我問她:“你怎麼看今晚的拍賣?”她説:“對於成交價在500萬以下的作品來説,行情漲了,而且漲了不少。但奇怪的是,對於500萬以上的高價作品來説,行情不如以前。伯奇今晚表現不錯,把握住了節奏。有好幾次我都以為不會有人再加價了,沒想到伯奇又摳出一個出價的來。”
晚上8:55,我走出佳士得大樓的旋轉門。外面很冷,所以我很清醒。我想起伯奇把拍賣會比作“競技場”,又想起一位藝術品交易商説藝術品拍賣是“赤裸裸的金錢交易”。就算今晚參加拍賣會的人的初衷是源於對藝術的熱愛,但拍賣會實質上還是商業活動,因為這些藝術品的現金價值徹底抹殺了它們其他方面所蘊涵的價值。 註釋 [1]在2007年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皮諾特名列第34位。他名下有許多奢侈品品牌,包括古琦、聖羅蘭、塞喬·羅西、巴黎世家、拉圖堡等。 [2]此次拍賣會後不久,艾格尼絲·馬丁就去世了。之後,塞西莉·布朗(Cecily Brown)、草間彌生(Yayoi Kusama)、布裏奇特·賴利(Bridget Riley)、辛迪·謝爾曼(Cindy Sherman)和麗薩·尤斯卡維奇(Lisa Yuskavage)也加入了作品價值超百萬美元在世女藝術家的行列。有些人也許以為藝術界中的性別平等應該最明顯,但拍賣會上男藝術家作品的價格和女藝術家作品價格的差距相當大。儘管藝術市場上有許多有實力的女交易商,公共藝術收藏機構中也有許多有影響力的女性管理人員,但大多數有影響力的收藏家是男性,他們難免會低估女藝術家的作品。 [3]1988年,賈斯珀·約翰斯的《錯誤的開始》在索斯比拍賣行賣出了1 770萬美元的天價,這是有史以來在世藝術家作品在拍賣會上拍出的最高價格,這一紀錄保持了19年。直到2007年7月,達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的《春天搖籃曲》才以2 270萬美元打破這一紀錄。不過赫斯特的紀錄僅保持了五個月。2007年11月,傑夫·孔斯的《懸著的心》(以紫紅色和金色為基調)以2 360萬美元再次刷新了紀錄。但是,大衛·格芬(David Geffen)從傳媒大亨S.I.紐豪斯(S. I. Newhouse)(1988年時他是索斯比的大買家)手裏買來賈斯珀的《錯誤的開始》後,于2006年通過藝術品經紀人以8 000萬美元的高價轉手給了億萬富翁肯尼思·C·格裏芬(Kenneth C. Griffin)。 [4]在2005年的一次採訪中,赫斯特告訴我他不想再畫點畫了,但後來他的點畫作品數量有2 000幅之多。 [5]理查德·普林斯作品的價格一直穩步上升。2005年5月,他的《護士》賣到了102.4萬美元。2007年11月,另一幅以“護士”為題材的畫在佳士得賣到了610萬美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