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顯赫 縱觀王世襄一生的成就，不能不提到他的家族。或許，唯有那樣的家世才能培養出一個“玩物成家”“研物立志”的王世襄。 1914 年5 月25 日，在北京東城區的芳嘉園，王世襄呱呱墜地。這一年，距離辛亥革命成功僅僅不到三年的時間，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硝煙瀰漫，且炮火正酣。整個世界處在一種急遽變化之中，所有的國家都在迅疾的變化中尋找著自己合適的位置。在中國，辛亥革命剛剛成功，旋即勝利果實卻被袁世凱竊取，孫中山被迫將總統之位讓于袁世凱。當上北洋政府總統的袁世凱依然不滿足，開始秘密謀劃做皇帝的美夢。 北京城內涌動著一股不安的情緒，時局混亂，民浮官躁，每一個有識之士都在捫心自問，中國未來的方向在哪？外面世界的紛紛擾擾，卻似乎一點也沒有影響到襁褓之中的王世襄。他在父母構築的世外桃源—— 芳嘉園中快樂成長，渾然不知外面世界的波譎雲詭。 在芳嘉園，這個位於北京東城的四進深的四合院中，有著一股濃濃的平靜，與外界的喧嘩形成鮮明的對比。而這份平靜，不僅僅是亂世中得以安居的物質保證，更是由於其家族深厚歷史淵源所形成的浩然之氣。 王世襄的家族史，可追溯到明代。先祖從江西遷往福建，成為福建的名門顯族，其家風嚴謹，詩書綿延，世代居官。王世襄的高祖王慶雲，曾在道光、咸豐年間做官，先後擔任陜西、四川巡撫，四川、兩廣總督及工部尚書等要職，頗有政績，在《清史稿》卷四百二十六、列傳二百十三中有詳細記載： 王慶雲，字雁汀，福建閩縣人。道光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二十七年，大考一等，擢侍讀學士，遷通政副使。慶雲通知時事，尤究心財政，窮其利病，稽其出入。文宗即位求言，慶雲疏請通言路，省例案，寬民力，重國計。其言重國計， 略謂：“ 今歲入四千四五百萬，歲出在四千萬以下，田賦實徵近止二千八百萬。夫旱潦事出偶然，而歲歲輪流請緩；鹽課歲額七百四十餘萬，實徵常不及五百萬。生齒日增，而銷鹽日絀。南河經費，嘉慶時止百餘萬，邇來遞增至三百五六十萬。入少出多，置之不問，思為一切茍且之計，何如取自有之財，詳細講求：地丁何以歲歲請緩？鹽課何以處處絀銷？河工何以年年報險？必得弊之所在而革除之。”奏入，上深韙焉。 時命中外大臣保薦人材，禮部侍郎曾國藩舉慶雲以應，詔擢詹事，署順天府尹。咸豐元年，授戶部侍郎，仍署府尹。內務府議令莊頭增租，佃戶不應，則勒限退地。慶雲偕直隸總督訥爾經額援乾隆間停設莊頭，嘉慶間奏禁增租奪佃兩案，奏請敕內務府不得任意加租。戶部請改河東鹽政章程，並清查山西州縣虧空，命慶雲偕浙江布政使聯英往按。 尋奏定清查虧空章程，並會山西巡撫那蘇圖奏言：“晉商賠累，一在鹽本巨，一在浮費多，一在運腳重。官鹽既貴，私販遂乘間蔓延。從前鹽價每石三五十兩，自坐商囤積居奇，畦地錠票，租典靡常，一業數主，人人牟利。一石之鹽，貴百三四十兩，運商安得不困？河東鹽行三省，酬應繁多，總商分派者號為廳攤，散商自送者歲有常例，統計二十六萬餘兩，幾達歲課之半。加以石鹽腳費多至百兩，因其定價難增，遂至相率為偽，攙沙短秤，民食愈艱。臣等公同商酌，輕鹽本必先定池價，革浮費必先行票法，減運腳必先分口岸，將緝私之法並寓其中。蓋鹽有專商，票無定販，大要在留商招販，先課後鹽，而後引目不致虛懸，課額無虞短絀。向來坐商昂價，總以缺産為詞。臣覽池面寬廣，鹵氣厚，即雨旸不齊，裒多益寡，足敷五千六百餘石之額。鹽貴不在缺産，而在售私。擬定白鹽一石貴止六十兩，青鹽遞減，坐商工本外有贏餘。令各商立法互稽，但使鹽不旁流，商鹽自富，錠票銷價，亦復刪芟。畦地租典，先侭運商，總期減輕成本，禁衛課官吏浮費，別籌公用。每票徵銀七分有奇，隨課收發，此外需索，坐贓科罪。其領票、招販、掣鹽、截角諸事，悉倣兩淮成例，微為變通，以歸簡易。河東鹽行河南引地，自嘉慶二十四年改為商運民銷，以會興鎮為發鹽口岸，商民稱便。擬將陜西、山西、會興鎮分為三路，不許攙越，鹽到發販隨銷，亦聽商人自運，兼防夾私，力杜作偽。統計河東全綱，比較昔價，裁浮改岸，年省七十餘萬。得人守法，商力不疲。即間有歇業，或運商歸併，或坐商承充，永絕舉商、保商諸弊。”下部議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