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洋洋灑灑的《中國畫論研究》歷時數載，終於完成。全書共約七十萬字，是王世襄學術之路的第一本學術著作。王世襄因此也給予了極高的重視，書稿完成後，他專程請了兩位青年用毛筆謄抄一遍，並線裝成冊。 在他準備南下時，為了保險起見，他特意將書稿複製一份留在家中，將手稿隨時攜帶。《中國畫論研究》在王世襄的人生旅程中，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這不僅僅是他學術道路上的處女作，也是他人生“脫胎換骨”，從紈绔子弟到潛心為學的轉變標誌。或許，在這其中，也寄託著王世襄對於母親的無盡哀思。 這本書對王世襄來説至關重要，它奠定了王世襄一生的學術之路，也是他治學方法初步形成的一個重要標誌。意義非凡的《中國畫論研究》完成之後，卻一直未能付諸印刷，直到2002 年，經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才得以問世。 王世襄在《中國畫論研究》的自序中寫道：“惟在編寫中，始終感到論説羅列多於分析研究，未能揭示各時期理論作法之發展，與畫家畫跡相印證，故自知欠缺尚多。只有再用兩三年時間作較大修改，始能有所提高。惟是時國難日深，已決定離開淪陷區，求職謀生，修改畫論只有俟諸來日。”① 1996 年王世襄做《大樹圖歌》有句如下： 行年近而立，放心收維艱。擇題涉文藝，畫論始探研。上起謝六法，下逮董畫禪。諸子明以降，顯晦兩不捐。楷法既詳述，理論亦試詮。所恨無卓見，終是饾饤篇。何以藏吾拙，覆瓿年復年。② 由此可見，王世襄對於《中國畫論研究》的不滿意以及對延誤時間修改的自責。 無論王世襄對於《中國畫論研究》有多少不滿多少遺憾，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王世襄在撰寫《中國畫論研究》的過程中，完成了從耽于玩樂的少年到一心向學的青年學者的自我嬗變過程。 可以説，從《中國畫論研究》開始，王世襄明確了日後學術之路的選擇。儘管父親及其朋友都對這本著作表示了讚許，王世襄自己卻並不滿意。他覺得這部初稿論説羅列多於分析研究，文字都在皮毛，未能揭示中國美術史上各時期理論技法之發展。而王世襄自己知道，這是由於他缺少實踐的支撐。雖然翻閱了能力範圍內的所有典籍，保證了書稿的理論基礎，但對 自己書中記載的畫作，卻很少能見到真跡，這使得他的研究有些紙上談兵的味道。他也因此萌生了想在繪畫理論方向繼續深入研究的想法。 還有一個有趣的插曲是，王世襄也是由於撰寫《中國畫論研究》而結識了小他幾歲的師妹袁荃猷。從此兩人攜手共同走過六十年的人生路，風雨同舟，相濡以沫，成為學界伉儷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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