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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派不是走了一個小彎路，這是大道上的一個關，是必經之路。許多有成就的畫家自己心裏明白了，沒把它歸納出來，實際上懂，如虛谷。現在只不過是人家給我們點破了。實際是客觀早就存在的。
我自己的創作道路是：立足具象，吸收抽象。
三、東方與西方
舊的理論不容易解釋新的實踐，實踐是發明創造，理論家應該善於把新的實踐探索總結出來。我不談理論，談感受。
1958年智利畫家萬徒勒裏來中國，我給他當翻譯，陪他逛北京琉璃廠，到了“金濤齋”裱畫店，墻上橫七豎八挂了許多畫，他一眼看去就指著一張畫説好，正是倒挂著的齊白石的一幅玉蘭。解放初對印象派都還不準談。我在藝術學院教油畫，有一天我説要帶他們去看印象派，學生大吃一驚。我説帶你們到故宮去看金冬心的梅花。他有一張印象派的梅花，一個花瓣也沒有，滿幅全是淡墨點，中間插了幾枝焦墨線。沒有一朵具體的梅花，但掌握了梅花總的情趣和透明色調，與印象派不謀而合。表現手法中有許多是共同的。形式感、形式美可以説是世界語。我們的民間剪紙和馬蒂斯所追求的基本是一致的。
潘天壽有一張畫：中間一塊似方似圓的石頭，上面兩隻烏黑的水鳥。
勃拉克有一張靜物：中間一個似方似圓的桌子，上面盤裏放兩條黑魚。
桌子和石頭，黑鳥和黑魚之間，大小面積的節奏感覺兩者是一樣的。勃拉克畫中桌布垂下的裝飾品和潘天壽畫裏水草的結構曲線又是很仿佛。勃拉克畫中上方是窗戶，窗戶框的位置大小和潘天壽題款的大小位置又是一樣的，這種結構關係，何其相似乃爾。
我提一個問題：歐美現代藝術世界化了，另一方面是民族藝術要現代化。談談自己的感受。
我毫不掩飾自己喜歡現代藝術，它的感覺的敏銳性，手法的多樣性，有個性，有特色……
我這回去非洲，路經巴黎，看到墨西哥的古代藝術展覽。許多人擠著看。我甚至感到埃及和希臘的東西都不及墨西哥藝術氣勢磅薄。但我很快就想到，我們的霍去病墓可以和它們相比。但墨西哥的現代藝術部分和歐美的現代藝術也沒有多大區別。再比較非洲的、日本的、南斯拉伕的……都相近，因此我覺得歐美現代藝術世界化了。共性比較多，一般的講來，都感到似曾相識。“小康定斯基”太多了，又變成新的公式化、程式化了。亨裏·摩爾是了不起的，但很多雕塑都像是他的孫子、外孫……看多了就失望了，又空洞了，有好有壞，魚目混珠。不懂還識別不出好壞。
尼日利亞的畫家，家裏有許多好的非洲雕刻，但他們自己搞的作品是抽象的。有一次我們拜訪一位雕刻家，我説：在這裡我看到兩條線，一條是你們傳統的雕刻，另一條是你們從歐洲學來的抽象藝術。這兩條線的關係是什麼？他馬上跳起來握手：“這句話講得太好了，這是我們藝術家應該共同探討的。”他們也感到這個問題很重要，很難。確實，尤其有傳統文化的民族都存在這樣一個大問題。
我在留學法國時，常常感到藝術上來源的空虛，不踏實，沒有源泉。有一次很想參加他們的美術評獎比賽，結果題目是“耶誕節”，我就沒法畫了。如果是“春節”、“端午節”，我就有法畫了。屈原，我是愛的；耶穌，我不愛。儘管我在西方看到許多好東西，但在這種感情下我生活覺得空虛，缺乏源泉，創作不踏實，我懷戀故鄉的泥土。藝術上沒有根，感到苦悶。水仙不要土，生在水裏也能開花，它的營養包在裏面。包用完了，它也就完了，第二年再也不能開花了。當時我很矛盾，我想高庚為什麼要離開巴黎，梵谷為什麼要離開巴黎，真正的藝術家是要到生活中去找東西的。我是那種離不開泥土的植物。我決定回到自己的祖國。回來後，三十年酸甜苦辣就不用説了，但我既然回來，就要下決心在民族的根上搞出東西來。現代藝術，我理解，喜歡，愛好。我要拿過來變成自己的東西。我留在巴黎的同學，後來有幾個（趙無極、朱德群）成為世界第一流的大畫家，為國爭了光，我為他們高興祝賀。我回來了，我不服氣，我要在自己民族的土壤上搞出東西來。他們是立足於西方，吸收東方的東西，我要紮根于自己民族的土地裏，擁抱自己的大地，為什麼不能搞出自己的東西來。我的要求是人民點頭，專家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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