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來詭譎：在中國當代藝術家那份“世界性”名單中，蔡國強卻是最被關注，同時，玩得最為倡狂的成員。因為謀略？可能。但從另一面看，我們何以測知“世界”為什麼選擇他？在我看來，蔡國強的紛紛法術緣自他的“業餘感”，緣自那份有點奇怪，然而十分誠實的“非知識分子化”。悖論而合理的是，他始終把握一種居然在世界範圍持續奏效的“本土性”：雖然早經居定紐約，蔡國強仍以一種固執的方式使自己至今活得像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福建泉州人。他毫不隱瞞自己的出身，並公開他與家鄉的關係，這種關係既是智力的，更是內心的，他的沉著與自信似乎源源不斷來自老家，包括來自賜他福佑的祖母的記憶。我不知道有哪位中國當代藝術家像他那樣真實地維繫著與自己的出身和出身地的關係。在他近期將要揭幕的大展《農民達芬奇》自述中，他坦然説道： “我本來就是農民的兒子，不，我就是一個農民。” 我願意相信這是一句誠實的話，它説出了十二年前我被《草船借箭》打動時難以確定的感覺--在這本書中，我以為最可珍貴的不是藝術與觀念，而是農民式的表白。除了書寫者的詞語，我們在蔡國強的陳述中找不到西方文論的緣引（這類被轉譯的話語充斥中國當代藝術文本和研討會），不出現哪怕一位二十世紀西方哲學家文論家（這些人物的漢語譯作是八五運動的初期聖經兼實用手冊），他也不提起譬如杜尚或波依斯這樣的人物（他或許從未想起他們，更不曾由知識的層面認真拜祭這些西方實驗藝術的祖宗，而他供在奧運會辦公室的偶像，是一具嶺南的觀音）。除了大量創作過程的交代，蔡國強有關藝術的陳述全都近乎業餘，包括陳述的方式。 他有福了。迄今，他尚未學會以知識分子的腔調談論自己和他的作品，顯然他不想學會。他認真地説：“我是個迷信的人。”不過在他的迷信單據中可能並不包括知識--除非迷信也是一種知識--“我是這樣想的”，他説。那不是一種知識分子的“想”。甚至，他不像藝術家那樣“想像”自己的創作。就我對他的偏見，每當他試圖像西方人那樣創作時，他的作品並不十分有趣，一旦他像“農民”，或簡直像男孩那般“異想天開”時，他創作了令我驚喜的作品。譬如，將一船中藥送往威尼斯（仿佛真的在替馬可波羅，而不是替歷史與文化著想），在內華達州的荒原獨自放一蓬煙（那是一個男孩，而非藝術家對武器與戰爭的想像，而這一微型的煙火作品，我以為，勝過蔡國強其他大型爆炸），或者，滿懷敬意，也許還有點得意，他收買了大批馬克西莫夫被遺忘的油畫，並故意陳列在中央美術學院（不是嗎，這種敬意如今只會來自邊遠省份業餘畫家的虔誠記憶）……如所有中國當代藝術家一樣，很可能，他的某些啟示來自他看見的西方作品，例如“鬼打墻”之類（一件有趣的作品，但是倘若沒有西方人率先將自然博物館式的倣真動物引入創作，中國的類似作品不知何時誕生），但當他使好幾隻暴跳如雷的老虎周身中箭，我又看見了那個頑強的、本真的，因而興致勃勃的福建“農民”。 是的，蔡國強進入各種行動的念頭是質直的，樸素的，農民式的，如農民那樣坦然而估算，同時，步步為營--他去日本不像是留學，而是懷抱傳統鄉間的師徒情結，選定能人，即前拜師；他去紐約不像是探訪藝術聖地與文化中心，而如老牌華僑，明辨自己與當地的長短盈缺，而後展開生存之道；他在台灣實施的系列方案再自然不過，那是幾代泉州人對海峽彼岸的近距離想像；當他以足夠的籌碼介入國家的官方項目，既不慮及意識形態，也不懷揣文人的立場，而是以不問政治的政治直覺，參與其事，有如一位地方農民涉足權力的領域，權衡勢態，正視機會，因他在乎的是辦成事情，尤其是，怎樣辦成。過去十多年，如所公認，蔡國強展開非凡的行動力，他的團隊，準確地説，他的公司，密集執行這位斷然不學英語的老闆的指令，並向整個英語世界持續證明他的不可替代。這是幹練與智慧麼，我寧可説，這是一種草根人物的天然的能量。在眼下知識錯亂的知識界，在察顏觀色的當代藝術中，其實，這活潑而強韌的草根能量，寥若星辰。 因奧運會開幕式，我與蔡國強共事近兩年。偶爾經過他辦公室，幾次看見他的案前涼著一碗白粥，一碟醬菜，還有滿墻的草案與草圖。除了全副身心的工作，他從不急於表達自己，也不在意是否被了解，以我的江湖經驗，凡質樸而自信的人，大抵這般性格。關於這本書的讀後感，我願説：對於蔡國強，我是這樣想的。 2010年4月15日寫在北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