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俗'比做'雅'更危險，難度高，挑戰性也高。更重要的是，作品本身好不好玩？有沒有創造力？自己有沒有激情？有沒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不用急著當下一定要説什麼，或者擔憂是否被理解。” 蔡國強常説影響他創作最大的兩個人，一個是奶奶，一個是毛澤東。現在説毛澤東。 蔡國強在紐約古根漢美術館舉辦的回顧展，創下古根漢美術家個展歷來參觀人數最多的紀錄。這位不説英文，無法當面跟外國人溝通的中國藝術家，卻讓如此多的群眾著迷。 蔡國強作品中明顯的儀式意味以及如同西方評論説的“對群眾的掌握”，主要根自蔡國強從小受到毛澤東思想訓練裏頭談的“民眾參與”。從小浸淫在這樣的思考養成之中，蔡國強的藝術也特別在意參與，而毛澤東理論教會他思考“如何讓群眾參與藝術的方法論”。 “學校中受的毛澤東思想、馬列主義，一直到現在都還深深影響我。現在還在用馬列主義或毛澤東思想做作品。”譬如説“不破不立”、“製造議論”、“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等，都是極為有幫助的理論。 如何讓民眾參與呢？ “首先，我必須誠實面對自己，我必須做我自己想看到的東西，觀眾才可能會想看。” “我的作品往往是帶有童心，有種浪漫氣息的，因為大部分的人不是擁有童心，就是渴望追求童心，要不然就是懷念童心的。這點會使得大眾比較容易接受我的作品。”他説。有童心的人看了會感到好玩，沒有童心的人看的會想起自己曾經也有過的童心。 他大膽地用“雅俗共賞”這四個“危險”的字來形容自己的特質。 “基本上，'雅''俗'共賞在現代藝術中並不被當作好事，好的現代藝術通常都被視為追求'雅'的層次，因為喜歡講的是精英，談的是小眾。” 但是蔡國強的社會主義背景，讓他特別在意藝術的責任，相信藝術與社會應該是有關係的。 蔡國強談到他在上海APEC製作閉幕焰火的經驗，由於要跟官方密切打交道，他想這樣做也不行，想那樣做也不行，因為他的政治人文主張與官方思考的有所不同，就藝術創造面的溝通也難以達成。他一度沮喪到不知道該用什麼法子了。 但是他最終想到，他用的公家機關預算其實來自人民的稅金，並不容易；畢竟人民不是生下來就應該要給他錢的。在這樣的念頭下，他最後還是設計出來一場令人歡欣鼓舞的燦爛焰火盛會。 但是，“俗”要怎麼做呢？要不要有底線呢？如果“俗”沒有策略，沒有掌控，很可能連一點點“雅”都留不住了。 “對一位有自信的藝術家來説，我覺得做'俗'比做'雅'更危險，難度高，挑戰性也高。”他説，“也因此我每一次做'俗'都悄悄抱著高一些的期待，因為其中的冒險性高，讓我更興奮。” “我的性格中有一種'明知故犯'，像是做這種盛典活動，或是大量運用東方的東西，不管是選材或是藝術呈現，都有一種危險的傾向，會讓人家感到很危險。” 將蔡國強對於“俗”這項挑戰推展到最極致危險的，莫過於他接下北京奧運開閉幕式的視覺總監與焰火演出了。 “做奧運，首先要面臨到的是一位藝術家竟然成為政府的御用工具，但更危險的是，你很容易在京奧搞了兩年，最終卻做不出任何一點點具備藝術價值的成果。”他嘲諷了起來：“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了──當代藝術的特點就是什麼都可以幹，幹什麼大家都不覺得危險了，但是做奧運是危險的。” 大家包括自己都覺得危險，蔡國強就覺得有意思了。 “我想做，並且想要撐久一點，不能做到一半撒手不幹。” 從另一個角度來説，“俗”與“雅”又要怎麼分呢？ 蔡國強以他做京奧的二十九個大腳印為例。“雅”版本的説法是，北京這座古老城市，一串大腳印沿著中軸線走過，這是看不見的世界的力量延伸，這也是“與外星人對話”的行為。“但是你用這種説法，那幾千個警察與消防隊員為什麼要來幫忙？” 明明是同樣一件事情，“俗”的説法便是：“這些大腳印象徵世界正向中國走來，中國向世界走去。二十九個大腳印也代表二十九次奧運的軌跡。”他説，“官員、警察、消防員都很感動於這種説法，願意用千軍萬馬幫我把這個計劃做到最好。” 雅跟俗，兩種説法，究竟哪一邊是真的，哪一邊是假的？ 也許兩邊都是真的，也都不是真的。 “過了幾十年、幾百年，奧運可能都被淡忘了，要是美術史會討論二十九個大腳印走過北京中軸線的藝術行為，也許奧運只是個『托』，幫助我實現藝術這件事。” 蔡國強對藝術界和對警員、消防員講不同的語言。然而今天很多藝術家喜歡站在精英的尖角，就算面對一般大眾，也不願意或也不懂去説群眾的語言。 蔡國強毋寧是對説群眾語言有高度天分的一位藝術家。 對藝術家，或是當代藝術家，或是人家常用的爆破藝術家等稱呼，蔡國強也不是一開始就接受的。他小時候連自己名字裏的“國強”兩個字都很討厭的，但是稱呼、名銜這些東西現在對他來説已經沒那樣值得在意了。 “以前我要做一個展覽，會跟主辦者花很多時間説明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跟主辦者較勁自己的觀念。”比如説，蔡國強最近到日本，在廣島做了一個黑色焰火的爆破。“如果強調這個計劃的對抗性與前衛色彩，主辦者很可能因為你的説法就不給你市政府的支援。但是，如果你改變一種説法，説這是鎮魂，是對過去災難的悼念，就很容易被人們接受。” “其實，兩種不同的説法，而我做的事情卻是一樣的。我做的就是在中午過後，在原子彈投過的廢墟裏頭，放了三分鐘的黑色焰火。在同樣的時間與空間，在此時此地，你做了這件事情，什麼説法其實都不能改變你所做的。” “年紀輕點的時候，會用自己的態度和力量去堅持前衛藝術的説法，相信我們是在對時代提出創造性的資訊，其實這就是現代主義的基本價值。現代主義因為理念的存在，作品才有價值，若是沒有理念，作品就失去了價值。” “可是我現在慢慢發現，我可以説他們容易接受的，但要做的時候我就照我要的做了，這樣可以省去很多麻煩。” 但是他也很不願意美術界的藝評家、策展人，對他作品的理解，僅止于他自己説出口的言語，他希望他們面對他的作品，而不是聽他的話語。 “更重要的是，作品本身好不好玩？有無創造力？自己有沒有激情？有沒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你不能要求觀者理解很多，也不能要求自己一項做到很多目的，只能一個一個做。以後，人們也許會在混亂中理一下，沒有理清也沒關係，但最重要的是自己要做很多自己覺得很好玩的東西，經過很多年後，還會有激情衝勁創作。” “一件件作品宛如膠捲般記錄了每個場景，我要不要解釋廣島黑煙的意義並不重要，人們是透過作品與藝術家對話，而不是透過創作者嘴巴説出來的語言來與藝術家對話。” “就像我因九一一事件的觸發，在大都會博物館的晴天空中放黑雲，又在西班牙那邊做了黑色彩虹，現在又做了一個三分鐘的黑色焰火給廣島。我想，這些事情的本身就構成了文本。” “我相信，關於藝術的説明與任何語言，最後都會慢慢淡掉。很久很久後，人們不會記得我當時是怎麼説廣島黑煙的，但是就是只有一張卡片留下來，人們會看得到就是一張黑色焰火的照片，後面寫著'蔡國強，廣島2008年'。” “未來就只剩下這些。因此我不用急，不用急著當下一定要説什麼，或者我是否被理解。” “藝術跟語言的關係，總是假假真真，真真假假，什麼都説不清楚。什麼都説了，卻又像什麼都沒説。感到説多了，便減少一些，感到説少了，又加多一點。”感到説多了，便減少一些，感到説少了，又加多一點。“蔡國強説：“總是自己在徘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