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國強這一代的中國人有個特色，他們從小學馬列思想，長大之後又以馬列的辯證方法反思中國體制與社會的問題。相較之下，他便體會到自己的父親與父執輩那批文人，在對中國社會變化的看法上，存在的明顯衝突。 跟蔡國強同輩的中國藝術家常常拿少年時期經歷的文化大革命，化作日後藝術創作上的重要養分，相對地，蔡國強的作品中比較少看到文革的直接影響。不是真的沒影響，而是以一種幽微、細膩的方式呈現影響，不直接拿文革當成創作主題和作品素材。 蔡國強在泉州長大，相較于其他都市，泉州在“文革”中受到的傷害是比較小的。不過他仍然記得，只要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一齣來，就算是半夜大家也要敲鑼打鼓上街遊行。 “這就像是一場行為藝術，是我生命中最早體驗到的儀式感。” 他記得，大夥兒上街敲鑼打鼓宣揚毛澤東的最新指示，遊行之中每個人都可以走在馬路中央，沒有任何紅綠燈訊號。大家在街上吶喊，發出很大的聲音，有時還高聲唱歌。想想平時只能走在馬路邊，遊行時卻可以走到路中央，還有好多人看著，那種感覺很棒。少年們還會半夜拿小凳子到體育場，聽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天亮後繼續上街敲鑼打鼓。 “那段時間中國的生産力很差，但是南方相對來説沒那麼嚴重，雖然吃得也不好，但小孩子對吃沒有太多感覺。” 泉州的文人氣息濃厚，保留了許多傳統。不少人整天在畫菊花、畫蘭花，他們坐在一起感慨中國文明的偉大，或是讚嘆過去中國五千年的輝煌歷史。蔡國強的父親及他交往的朋友就是這樣的人。即便在“文革”時期，以及經歷文革之後，仍然緊守著某種既定的思考與生活感。 他説，對文人來説，當然文革不可能完全不帶來生活上的影響。像是因為“破四舊”，就必須把一些書藏到鄉下去。像是因為文革的關係，不能照平常畫黑白的水墨，必須加了彩，改畫紅色的花。什麼樣的紅花呢？本來畫蘭花的，現在要改畫雞冠花。 當時蔡國強在學校中受到毛澤東思想、馬列主義的熏陶，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忘掉。在國際藝壇發展，“造反有理”、“不破不立”、“製造議論”、“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些簡單的共産黨思想和口號，會在一些奇特的地方給他啟發。 就是因為這些思想訓練的基礎，蔡國強理解到群眾與人民的重要性。 “毛澤東當初提出：中國的問題有千條萬條，最根本的是土地問題。當國民黨鉚足勁地想搞現代化城市建設的時候，毛澤東卻深刻地認識到中國問題的關鍵在於土地。處在半封建與半殖民的中國，廣大的窮苦鄉村人民渴望擁有自己的土地，他們希望不被地主剝削，那種翻身做主人的強烈要求，便是共産黨奪天下的基礎。” 蔡國強也從馬克思主義學到，“世間有無數的矛盾，在各種矛盾之間，只有一個矛盾是主要的，其他矛盾是次要的。先解決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容易迎刃而解。但是次要矛盾如果不小心，也會慢慢昇華成為主要矛盾。另外，每一個主矛盾中又有矛盾的主要與次要方面。”
這些知識與辯證思考都是蔡國強從小被培育出來的。馬克思的辯證法建立在黑格爾等西方哲學基礎之上，所以日後蔡國強在歐美作展覽時，跟西方人討論彼此見解，很容易進入對話的狀態。相較之下，他覺得自己剛離開中國到日本居住時，儘管日本人很喜歡蔡國強，也能欣賞他的作品，但是跟日本人對話就比較麻煩，因為基本上蔡國強討論思考是辯證法的概念，日本人比較沒有這樣的習慣。 從小學、中學到大學，蔡國強的學習表現一貫很優秀，所有老師都欣賞他，包含政治經濟學這類困難的科目，他都能拿到很高的分數。但隨著年紀愈來愈大，將少年時期所學的那些知識，反映在中國的政治問題仔細審視的時候，蔡國強開始有了不同的想法。他開始覺得那套思想不太對勁。 “比方説，一個國家的生産力與生産關係要相適應，才不會讓生産關係阻礙了生産力的發展。但當時的體制系統明明白白地阻礙生産力的發展。”蔡國強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會用馬列主義來反思當下的社會問題，反思中國的矛盾。“中國教了我們馬列這套哲學為基礎，而我又用這武器批判了它。” 蔡國強這一世代的中國人有項特色，他們從小學馬列思想，長大之後又以馬列的辯證反思中國體制與社會的問題。相較之下，他便體會到自己的父親與父執輩那批文人，在對中國社會變化的看法上，存在的明顯衝突。 “我父親那一輩的文人嘗過舊社會的苦，所以他們對新社會帶來的問題，態度比較寬容，總是會説好話，或者是幫這些痛苦找理由。就這個角度來説，父執輩還比我們年輕的這一輩更支援新社會的，有趣的是，他們一方面擁抱新社會，另一方面又懷念過去傳統的文人文化，我跟我父親常為此爭論。” 蔡國強總是質疑父親怎麼可以永遠活在民族過去的榮光與幻覺中？ 蔡國強年輕時，看到香港人帶進大陸那些印刷精美的掛曆，圖片上呈現出香港繁華的高樓大廈。他告訴父親，光是這個照片掛曆展現的模樣，就可以明白中國的經濟建設根本是停滯的， 但蔡國強的父親會説：“這有什麼了不起？宋代的時候中國就已經蓋出很高的寶塔了！”父親以千年前中國的偉大成就作為今日的榮光基礎，拿的都是過去的全盛時期做例子。 因此，現在回頭想想，他的人生，出國是真正的轉捩點。 “像我這樣的人要是留在國內，肯定既當不了藝術家，也當不了改革派。因為我不願意、也沒有膽量去對抗政權。”他是那種絕頂聰明又認定人生必須可以睡懶覺、自由自在的人。他也不是那種會花時間與人爭論觀點的人，常常覺得誰對誰錯都沒關係。 這樣的心態，怎麼可能留在中國成為改革派？ “我知道在中國有人對民族的命運感到痛苦著急，想要積極改革，想要提高人民福祉與社會發展，非得要把自己的鮮血奉獻給這塊土地。我對這種偉大目標的感受不強烈。但是我卻也沒有足夠的條件能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當個自由化的個體戶，去搞現代藝術。” 蔡國強跟著自己的感覺走。沒上大學，還在泉州劇團搞舞美畫布景的時候，心中就暗暗作出要離開這塊土地的打算。之後他到上海讀書，也默默地持續作著這樣的準備。 也許是因為很早就知道自己會離開家鄉的關係，在家鄉的時候，蔡國強很珍惜家鄉的山水，對家鄉的一切格外眷戀。讀大學的時候，每一個暑假他都拿著自己工作存下來的錢，加上母親為他存好的結婚用款，到處去旅行，想趁自己還在中國的時候，走遍中國的每一個地方，好好地認識中國。當時同學間不時興旅行的，因為對風景山水的歌咏，正是他們要革命批判的對象，在當時也很不前衛。蔡國強不管他們，自己跟女友去看敦煌，去看青藏高原、絲綢之路、蘇州園林、火焰山等等，把中國走過一遍，好好地將這些景象記下。 “現在回想起來，我心裏似乎有分緊迫感，感受到自己就要離開這塊土地了，即將與中國文化有一段漫長的分離。” 他很清楚，繼續留在這塊土地上，會一直嚮往西方以及西方所代表的那個先進的世界，一心只想追求西方文明，動不動就想著美國的觀念藝術或是抽象藝術，老想著安迪·沃霍爾這些藝術家會怎樣做藝術，腦子只會嚮往那個他覺得很了不起的社會。 “然後我會變成一株很可憐、沒有生長基礎的盆栽。” “就算在中國我真的成了藝術家，我也每天只渴望知道國外的西方藝術家到底在做什麼創作，變成一個找不到自己脈絡的可悲藝術家。” “這對我來説是非常可怕的，若我留在大陸，我覺得我會妥協的。” 他知道自己會離開。 蔡國強還記得泉州的青山綠水。早晨起來他光著上身跑步，家一齣去是環城路，環城底下是環城河，河的那邊就是農村。他跑步的時候媽媽在河上洗衣服。文革時期這座宋代建造的泉州城墻被拆了，各個大小城門都拆掉了。跑步的時候會看到河的對面，一二十米寬，河那邊一岸的油菜花田上鋪著一層紫紫的霧氣，陽光變大後，那霧氣才慢慢褪開來。 那時候他就知道，自己會離開這裡，離開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