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拍賣公司的種種傳聞，記者早有所聞。為了取得第一手資料，記者決定近距離接觸，直接試水拍場。 金秋十月，北京的藝術品拍賣場可謂是槌聲陣陣、熱鬧非凡，大大小小上百家拍賣公司“你方唱罷我登場”，紛紛拉橫幔、打廣告、印發宣傳冊，實力強些的公司還會派員工帶上高成本製作的精美拍品圖錄，直接到國內外廣泛徵召買主，並提前幾天將來客接至預定好的大飯店裏免費吃住。與此同時，花樣百齣的拍賣品預展也在京城一些最豪華的場所舉行。記者前後多次參觀預展，有的拍賣公司還聘請有關專家直接到展廳現場推介重點拍品，有的則事先將專家對拍品的點評製作成光碟，反覆在展廳裏多點播放。 自我策劃一番後，記者拎著自家的兩件藏品——北宋磁州窯梅瓶、南宋定窯劃花粉盒，走進第一家拍賣公司。 第一家是在京城能坐上頭幾把交椅的大拍賣公司，接待我的是一位瓷器部主管。他看過記者送拍的兩件東西後，搖搖頭説：“定窯粉盒還不錯，就幾萬塊錢的事，自己玩玩得了。這只磁州窯梅瓶，不好認……” “我問過幾位專家，他們都説東西很開門啊？”我申辯説。 “呵？都是哪些專家呵？”他話音裏明顯帶著嘲諷。我將專家的大名如實報上，其實，其中還有一位專家正是他們公司的瓷雜項顧問。 “是嗎？”主管還是搖搖頭，“不好認。您知道嗎，這只梅瓶要是真品，比馬未都博物館裏的那一隻還好，得值多少錢？像這樣一隻梅瓶，在香港拍過兩千多萬哪？” “就因為這個，您不敢認是嗎？”我追問。 年輕的主管搖搖頭，不再吱聲…… 過了兩天，我通過熟人找到一位古董經紀人，答應成交後給他15%的介紹費。於是，那人給接待過我的那位拍賣公司主管撥通了電話，我聽見對方問：“那人幹什麼的呀？你有底嗎？” 這面兒回答：“沒底我能給你推薦嗎？我親戚，開古玩店的！我跟他説了，還按咱們老規矩走！” “那你把東西送來吧，那只梅瓶還真不錯，比馬未都的畫花梅瓶好……” 電話交易結束後，經紀人告訴我，拍賣成交後，要給那位主管20%的好處費。我答應了，由他經手重新將那兩件瓷器送去那家拍賣公司。 事後，記者算了一筆賬，付完這兩位的好處費再加上給拍賣公司10%的代辦費，另外還要扣除稅費，本人最後所得只剩下拍品成交價的55%。 數月後，記者又參加了另外一場“拍賣遊戲”。 那是一家外省在京註冊的拍賣公司，國批二級拍賣資質，曾有過多件拍品創下“天價”的紀錄。比方説一隻宋代鈞瓷碗，就曾拍出過2千多萬人民幣高價。一隻宋代鈞瓷洗，拍出過7千萬人民幣天價，等等。不知道是我委託的朋友關係硬還是別的什麼原因，這家拍賣公司的門檻倒是不高，我們四五個藏友共送了100多件拍品，以記者的眼光看，估摸著一大半是贗品，真品最多不超過10件。有些“汝窯重器”，都是送拍前臨時去潘家園地攤上花百十塊錢買來的。 奇怪的是，除開少量重復的器型之外，我們送拍的贗品幾乎全都順利通過驗收。不過，這家公司除開對每一件送拍物品都要收取800~2000元人民幣不等的圖錄費之外，還要按自報起拍價收取5%的宣傳費。我粗略計算了一下：按照這家公司自己編印的圖錄統計，光是宣傳費和圖錄費這兩項收入，就高達兩三千萬。拋開其他支出，這一次拍賣的前期純收入應該在幾百甚至上千萬人民幣。換句話説，還沒開拍，這家拍賣公司就已經掙錢了，無論拍賣結束後的實際成交率幾何，對於拍賣公司來説，都是勝券在握，只是掙多掙少的區別了。 終於等到開拍的那一天，記者第一次親臨拍賣現場。這家拍賣公司的老總説：“因為我是新聞界朋友”，破例給我免費發了一個參拍號和一張拍牌。其實我知道，我的幾位藏友也通過別的途徑取得了對自己拍品的舉牌資格。 可能沒進過拍賣場的人不清楚，號牌本是來拍場買貨人使用的競拍工具，須事先繳納一定的押金才能獲取，賣方握牌無疑是違規操作。有了這張牌子，賣家既可以參與自己拍品的競買，掌握自己拍品的成交價，避免藏品在自己心理價位之下成交，又可以在自己的拍品無人競拍的情況下，自己人相互競價，將價格抬高到事先設定的位置給拍回，為下一次交易取得拍賣價格紀錄。而取得這種特殊待遇的人，是不需要為假拍付出稅收代價的，換句話説，這種虛假的成交紀錄，拍賣公司也不會在經濟上蒙受任何損失。至於他們內部怎麼做的賬，記者無從得知。
拍賣會從一開始就高潮疊起：幾十萬元一件的玉器、幾百萬元一件的青銅器、上千萬元一件的瓷器，在號牌的上下起落之中頻頻成交。這麼多的天價交易，牌子拿在手上就如同去菜市場買白菜蘿蔔那樣輕而易舉。有一件標有北宋汝窯字樣的花瓶先是經歷了開場的沉默，在拍賣師將要宣佈流拍之時，忽然鬼使神差、峰迴路轉，一人舉牌報價後，其他兩人參與競拍，價格從此一路扶搖直上，從十幾萬元一直衝到一個多億的天價成交。當晚，這場拍賣會的消息在某電視臺新聞頻道的滾動新聞中播出，包括那只一個多億的“北宋汝瓷”花瓶在內的幾件天價物品，理所當然地亮相熒屏，被全國甚至全世界的觀眾盡收眼底。據內部人士透露，拍賣結束後，這些高價拍品幾乎無一例外的物歸原主。 當然，我和朋友們的操作手段也是如法炮製。在拍賣過程中，我有一件拍品由於操作失誤，發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那是一隻“元青花梅瓶”，起拍價人民幣80萬元。開拍時無人舉牌出價，我和幾個朋友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辦法，分別坐在會場多處，輪番舉牌將價格緩步提高，造成多人看好競買的假像。在價格抬高到220萬元的時候，我發現有一位港客模樣的老者欲舉牌報價。按照我們事先設計的方案，只要有人報價，朋友們就收手告停，將主動權交給貨主。可就在此時，坐在前排的朋友看不見坐在他身後的港客有動靜，慣性地振臂高呼：“加50萬！”其他朋友又接著繼續將價格幾十萬幾十萬的往上抬升。那位港客見狀以為買不過別人，便縮回了舉起一半的號牌，不再叫價了。 直到哥們兒瘋夠了、玩累了才偃旗息鼓，記者那只“元青花梅瓶”以988萬人民幣的成交價最終落槌，場內爆發出熱烈的掌聲。當然，為了不讓朋友們尷尬，由於作弊不熟練丟了200多萬的笑話，我只能與家人分享了。 從第二天開始，我那只元代青花梅瓶“高價成交”的報道便在北京的幾家報紙上刊出。記者留意到：一週後，同類報道在幾家大的網際網路搜索引擎上出現幾萬條。 拍賣會結束後，我和幾位藏友匯攏一起交流“戰績”：我的藏品總共落槌3000多萬，其他朋友的藏品有的落槌在5000多萬、有的落槌在7000多萬。總而言之，如果按照拍賣會現場宣佈的數字統計，朋友們近百件拍品的成交價總共能達到一兩個億人民幣。可是真實的情況卻是令人難以置信，這100多件拍品實際上全部流拍，被我們自己悉數舉牌拍回。朋友們非但沒拿回一分錢，反倒每人賠了幾萬元錢的“宣傳費”和“圖錄費”，成了地地道道的花錢賺吆喝。 這以後，記者又參加過幾次拍賣活動，情況大同小異。有的拍賣公司公開聲明拍不了值錢的真東西，只讓送“有賣相”的贗品。還有的拍賣公司則打著各種“慈善活動”的旗號，名為募捐，暗地裏分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