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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謠路
群體的爆發，生存的夾縫
南都：我知道你在上中學的時候就發願，要像一個正常人一樣，但到北京之後一個人謀生，失明的痛苦是否會加劇？
周雲蓬：我是1995年到了北京，什麼失明殘疾，都忘了，一頭扎入火熱的為生存鬥爭的洪流中了。
南都：那時候還辦了一本民刊，叫《命與門》。
周雲蓬：音樂是救急的飯碗，文學是隱藏于內心的尊嚴。搞搞文學，也提醒自己，不能永遠這樣大街小巷地被驅趕著賣唱。
南都：從最初的街邊賣唱到後來酒吧演唱，當中對音樂本身的體會有沒有變化？
周雲蓬：就是從女朋友，到妻子，更正規了。不可太隨意了。
南都：那時候你在酒吧演唱的現場是什麼樣的？
周雲蓬：那時在酒吧，基本上屬於伴餐性質的，台下都是魚香肉絲，燒茄子，好比在廚房裏唱歌。最困難的時候，還是依靠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老人家，看他比我還糾結，心就踏實了。
南都：2000年，你三十歲，你對自己接下來要走的路清晰嗎？你覺得你生活的方向感來自哪？
周雲蓬：2000年，都傳説世界末日的消息，我沒有長遠的計劃，不知道時代要把我們送到哪。計劃有什麼用呢？至於説方向感，跟著時間走，一腳陰曆一腳陽曆地走下去。
南都：第一次出專輯應該是意義重大的吧？但真正為更多的人們所熟悉的是第二張專輯《中國孩子》開始。
周雲蓬：出唱片是很意外的，那時感覺出唱片，就快成歌星了，感謝小河不斷地鼓勵、推動，有時候，人就差那麼一點力，有了你就啟動了，要不然就永遠地熄火在路邊。《中國孩子》，我還是要説，那是時代的産物。我誠實地傳達了一下。
南都：那幾年在河酒吧及“無名高地”開始有了民謠的演出，你和小河、萬曉利他們這幾位音樂人開始以“新民謠”的身份浮出水面，你當時是怎麼看你和朋友們的這些音樂的？
周雲蓬：經常演出結束後，我們有很多關於音樂的探討，喝多了就開始相互攻擊，很有樂趣，很直率的。彼此掏心窩子，比方我就受到了曉利自嘲風格的啟發，還有小河的神形百變，不拘一格，給我很多感觸。但現在(大家)都禮貌了。
南都：從第一張專輯以來的創作上，你覺得自己身上有沒有什麼變化？
周雲蓬：眼界更開闊，對人對己更包容了。演出機會更多了，報酬隨著物價漲了些。
南都：民謠從幾年前的地下狀態到現在有一定的關注人群，可以説有了不小的成果，你自己是怎麼看的？
周雲蓬：這屬於一種藝術群體的爆發，就像歷史上的那些文藝運動一樣。但可能更多是由於網路的自由傳播。還有普通民眾不再完全倚賴體制內的喉舌的宣傳，以及中國民間社會的漸漸復蘇。再就是流行音樂急功近利的衰落給了我們生存的夾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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