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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延光攝
剛剛過去的十年，是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
一百年前的此時，中國文化正處於歧路徬徨。此後是急劇的動蕩，戰亂與情仇，由帝國而民國，由民國而共和國，以至於今。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伴隨著民智的浩大、網際網路的普及、知識階層的分裂與共存，中國文化進行著新一波轉型，既接續上世紀的遺産，又開啟新世紀的未來，未知的未來。
十年中，一群新的中國知識人，不是書齋中的學者，也不是街頭的義人——— 他們的職業更加多樣，他們的講壇更加寬廣，他們的生活更加豐富。他們身處改變的洪流，又引領著這一股改變，既繼承上世紀的無奈，又呈現新世紀的種種可能性。
CHANGEIS HERE .
本專題謹選擇十位中國知識人，以圖記錄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
2000年，周雲蓬住在樹村，那時候他來北京五年了。據他自己説，當時不好意思跟人説，我是搞民謠的，因為在血氣方剛的搖滾鬥士中，民謠意味著軟弱、矯情、不痛不癢。
周雲蓬的家在瀋陽鐵西區，那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工業中心的一個典型。9歲起，他開始看不見了，失明的歲月裏一度熟悉的一幕是，拿著小磚頭一樣的收音機，電臺信號不清楚，不斷變換方向聽，聽著鄧麗君甜蜜的聲線飄渺地從遠方傳來，這是音樂最初給周雲蓬最強悍的殺傷力。
在發表在《獨唱團》第一期的文章《綠皮火車》中，周雲蓬這樣回憶十六歲的自己：“我是個像張海迪一樣殘而不廢的好少年。我可以拄著棍子滿大街地走，能躲汽車過馬路，能進商店買東西。”
周雲蓬的第一把琴是花二十塊錢買的“百靈牌”吉他，學會的第一首歌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當時，他上的瀋陽盲校附近就是師範學校，“會吉他的男同學總是能吸引更多的女孩”。盲校圖書館裏盲文書少得可憐，就找人唸書。後來周雲蓬考上了長春大學中文系，那時候讀書是用勞動換來的，教別人一小時琴，那人幫他念兩個小時書，“本來也想聽點武俠小説，但覺得讓別人念這樣的書，自己就太虧了。但世界名著的確容易讓人犯困，可別人讀得辛苦，自己也只好強挺著不能睡著，所以《復活》《紅與黑》、《噁心》都是半夢半醒中讀完的。”周雲蓬那個班是第一屆，也是最後一屆，因為招收的都是特殊學生，畢業後就業不容易解決，後來就停招了。
畢業後，周雲蓬被分配到一家生産色拉油的福利工廠，不用去上班，每個月到了固定時間去領取150元的救濟金。他也申請過當地盲童學校的教職，但是被校長拒絕了，校長説：哎呀，你都看不見，孩子們也看不見，那怎麼教啊？！他甚至在澡堂浴池幹過按摩推拿，但是只幹了一天便無法忍受。
1995年，周雲蓬懷裏揣著父母給的600塊錢來到了北京。他在圓明園畫家村租了一間小房子，每個月租金是80塊錢。每天清晨，他和小商小販一起出發，背起吉他，扛上音箱，卷一張大餅，到北大南門、海淀圖書城附近賣唱。賣唱也要看天氣，有時候連著下雨不行，風太大也不行，把錢都刮跑了。
周雲蓬説，賣唱的技術含量並不高，它就要求聲音大、動情，你必須選那種走過去兩米，就能把人擊中的。如果走過去二十多米再想起來，那還有什麼用。給錢率特別高的是像《你的樣子》、《睡在我上鋪的兄弟》、《灰姑娘》這樣旋律簡單、老少咸宜又耳熟能詳的。賣唱收入不穩定，低的時候一天就四五塊錢，最高的時候一天掙了四百多。
帶著賣唱一年攢的一千五百塊錢，周雲蓬開始了第一次長時間的漫遊。在株洲的一家夜總會獻唱時，和周雲蓬同臺演出的是跳艷舞的、翻跟鬥的。介紹到他時説：“這是來自北京的金甲殼蟲樂隊的主唱周雲蓬！”“那時，就感覺音樂挺遙遠的，唱歌是為了謀生。”
途中，他遇到了後來的好朋友，也是新民謠陣營主將的小河。
再後來，2000年，周雲蓬回到北京搬到了西郊的樹村。那裏麋集著進京打工的、拾廢品的和搞搖滾的，周雲蓬在樹村的那段時間“生活上焦灼，音樂上也沒什麼出路，反正就是苦悶”。例外就是，一次周雲蓬和幾個玩金屬朋克的朋友去五道口的酒吧看“野孩子”樂隊的現場，“第一次看他們的現場，真是牛，一曲連著一曲，好像被雨水沖刷過的綠色的火車，咯噔噔地從你身上開過去，又美好又有力。”
到後來“野孩子”的主唱張佺小索，開了“河”酒吧，各路潛伏于地下的民謠幹將雲集響應，那是後話。
2003年“非典”，周雲蓬在獨立音樂廠牌摩登天空錄製了第一張專輯《沉默如謎的呼吸》。再之後，周雲蓬演出的重大轉捩點，是2005年在“無名高地”酒吧演唱，“那時有個民謠日，我和東子、王娟、小河，誰有空誰去”。羅永浩記得，第一次在無名高地見到的周雲蓬，“身材魁梧，長髮披肩，戴一副墨鏡，在昏暗的酒吧燈光下顯得很嚴肅。”
2007年4月30日，周雲蓬在“無名高地”最後一次演出，帶了剛剛出廠的《中國孩子》唱片。這張唱片是周雲蓬在小河的家裏錄製的。周雲蓬對台下的觀眾説，這是我自己做的，剛剛出爐，還熱乎呢，誰買呀？“當晚，賣了18張，大賣呀，高興得不得了。”就是這張專輯裏，《中國孩子》、《買房子》等充滿現實衝擊力的歌在周雲蓬的全國巡演和網路中傳唱開來。也是憑藉這張專輯，周雲蓬獲得了“第八屆華語傳媒音樂大獎”頒發的“最佳民謠藝人”“最佳作詞人”兩個獎項，並被人賦予最具人文精神的民謠音樂人、音樂公民、抗議歌手等。但是周雲蓬説，“人應該時刻警醒自己，不要為了一個角色而騎虎難下。”
而音樂公民的影子背後，周雲蓬又出了另一張古典韻味的《牛羊下山》，名字來自《詩經》，裏頭，周雲蓬悠悠然唱著李白、杜甫的詩，也唱著“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在一次集體演出時，另一位出色的民謠歌手萬曉利唱到耳酣之際説：“民謠是什麼，民謠就是機器人”。而周雲蓬則在自己的詩《民謠是什麼》裏頭寫：民謠是你騎自行車遠行。/後面帶著女友/路旁有大片的麥田……民謠是你騎自行車尋找你的兒子。/他被人販子拐走了。/你辭了工作，身上帶著所有的銀行卡，/一個城市一個城市的找呀找，/見了墻就貼尋人啟事……。”十年磨一劍，周雲蓬説，不為傷人，只為自由誠實地歌唱。他最大的願望是他和他的民謠夥伴們，能有福活到白頭，“像《樂士浮生路》那些哈瓦那的老頭老太太一樣，唱到生命的終點，對著死亡開心地張開我們一望無牙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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