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當時也帶我母親去了日本，我母親在日本讀女校，三個人一起生活、做飯，生活很簡單。我父親平時也指導鬱達夫的日文。鬱達夫從小能詩，《沉淪》也是在那個時期完成的，所以他們都是在小時候的環境裏就養成了文學功底。鬱達夫學別的東西學不下去。《沉淪》有一些生活體驗，當然是誇張了。魯迅稱他為“頹廢派”，但是他説自己實際不是這樣。有時候故意要把自己説得更“壞”，好像才能對社會有“驚醒”或者“炸彈”的效果。鬱達夫對舊社會很憤恨，有一種揭露的意圖，所以常常把事情寫得很誇張。郭沫若跟他最好，後來還搞了創造社。
李懷宇 在許多人看來，鬱達夫的一些行為驚世駭俗，“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不免封他為“頹廢派”。在你看來，真正的鬱達夫是什麼樣的呢？
鬱 風 我要説的是，別人給鬱達夫帶上“頹廢派”的帽子，實在是冤枉。不僅是我這麼説，劉尊棋寫過一篇文章叫《鬱達夫應稱為頹廢派嗎？》，替鬱達夫打抱不平。如果真是“頹廢派”，就不會以身報國，參加抗戰，這是很冤枉的。我自己搞了很多年美術、編輯等，根本不是搞文學研究的，但是國內很多讀者根本不了解鬱達夫，我就為鬱達夫打抱不平。因為1958年馮雪峰寫到鬱達夫，提醒了我。從那時開始，我就蒐集了海外出版的有關鬱達夫的材料，我利用香港的條件蒐集這些材料。因為當時國內的人只知道鬱達夫的《沉淪》，根本不了解抗戰之後的鬱達夫。我針對這些現象，寫了一篇很長的編後記，介紹他在海外的情況。劉尊棋、胡愈之對此也比較了解，鬱達夫在新加坡，他們當時也在新加坡搞華僑抗戰宣傳工作。日本侵佔新加坡以後，他們後來都去了印尼。他們都了解鬱達夫當時是非常悲慘的。
2005年8月15日，作家協會在文學館召開紀念抗日戰爭六十週年的會議，很隆重。我受邀請，我最後向會議主席要求用兩分鐘講鬱達夫的事情，也沒有講很長，就是稍微提一兩句。鬱達夫就是在日本投降以後兩個星期內，被日本憲兵殺害的。這個調查是被日本的作家鈴木正夫完成的。胡愈之當時知道，但是沒有確鑿的證據。1945年鬱達夫被害，第二年，胡愈之回到國內寫了一本小冊子《鬱達夫的流亡和失蹤》。為了把這個中國的重要作家在海外的遭遇告知國人，向國內文藝界的作家協會彙報，專門用幾千字寫了這本書。但是沒有引起注意，也沒有什麼轉載。所以，一直到了今天大學裏講現代文學史，始終把鬱達夫算作“頹廢派”。
魯迅就對鬱達夫比較了解，儘管魯迅對創造社有看法，但是覺得鬱達夫真實，有作家的良心。魯迅欣賞鬱達夫，兩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鬱達夫實在是很冤枉，一是被當作“頹廢派”，一是後來風傳他跟王映霞的關係，弄成緋聞，台灣對此也出了很多無聊的書。我們算一下，鬱達夫在新加坡做過很多工作，兩個報紙的副刊主編，每天要到報館看電稿、上班、寫評論，然後要做很多社會活動的事情，比如華僑抗敵協會的很多工作。我説，不是“頹廢派”的作家都很難做到鬱達夫做的事情，還要把鬱達夫歸為“頹廢派”，實在是太冤枉了。
鬱達夫隱姓埋名叫趙廉，辦一個酒廠，拿收入養活了好多當時逃亡在外的文化人，像胡愈之他們都在那裏逃難，生活沒有著落，就靠這個酒廠，大家生活下來，掩護了很多華僑同胞。有一次，他跟一些華僑坐的車被日本人攔住，因為不懂日語，大家以為日本兵要加害他們。其實，日本兵只是問路，但把那些華僑都嚇壞了。鬱達夫就跟那個日本人説通了，問題也就解決了。這些人就把鬱達夫看成是與日本人有什麼關係的、了不得的人物，需要的時候，又讓鬱達夫去做翻譯。後來一旦華僑跟憲兵有什麼糾紛，都是鬱達夫在中間做翻譯。當時印尼的一個地下黨被日本人抓到，手上有一個他們會員的名單，日本人不識字，就讓鬱達夫翻譯。鬱達夫馬上機警地説，這個人放高利貸，這個名單是欠他錢的人的名單，這樣掩護了很多革命的地下黨。就是利用這樣的方法，做了很多保護華僑利益、財産、生命安全的事情。這些事情都沒有人知道，都是我在海外出版的一些文章中看到的。總而言之，始終都沒有一個對鬱達夫公正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