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藝術品産業鏈條的構造是一個仍然稱不上成熟、很難系統化和標準化的行業。其實，我們並不缺在這個行業中每一個點的專家，但是缺少對行業共通系統的打造。
它不僅包括畫廊、拍賣、美術館等主體機構，更包含相應的配套服務——鑒定、鑒價、確權、保險、保管與運輸的規範。
中國藝術品走到今天，它的過程一定是從商品化、資産化、金融化、證券化這麼一條路走下去。我們現在在中國藝術品資産化這條路還沒有夯實的前提下，過度金融化和證券化，引發了藝術市場各個層次的問題。所以，我們組織藝術市場的主要力量，繼續完善藝術品鏈條的討論。
畫廊需要頂層設計
程昕東(北京畫廊協會會長)：其實這個問題本來是不應該存在。現在回過頭談這個，就證明在現實條件下，這個問題是迫切需要來談的。這麼一個文化大國又回到了一個原點上來談一個行業，談一個行業裏相關的所有元素。
現在我們來談的時候，其實是在一個很高的高度了，如何整合整個産業鏈系統，以及面臨新的問題。我認為其中第一個要解決的是我們的文化政策。文化的意義和文化的力量可以從多種層面上顯現出來。對於一個國家來説，它也代表了國家的高度，而不是意識形態的工具。如果沒有這個認識，文化的價值不可能無限地發揮出來。
中國幾千年來從畫店到畫廊漫長的過程當中，我們只有十年的時間。這十年是怎麼成長的呢？是通過所有的從事這個職業的人對藝術的一個夢想，一種理想，一種愛好，利用個人的力量，從我們的無産者到有産者中的一些微弱的積累，去完成一個很大的文化藝術夢想，不夠。我們不能工商註冊，所以我們沒有地位，但是我們從事很多事情，又承擔著國家的責任，我們做了很多全球展覽。儘管我們説中國有1700多家畫廊，北京有700多家，但是當全球化過程中，我們真正能夠在國際舞臺上把中國當代藝術推出去的時候，能夠發出我們聲音的時候，可能不會超過十家畫廊。現在又面臨著全球資本進入，為什麼美國、歐洲等等這些國際大畫廊可以縱橫天下，因為他們背後有一個強大的金融系統，有巨大的資本市場在支援著他們，並不是他們比我們智慧。我在跟他們交流的時候，並沒有覺得他們比我們在理想、在專業水準上，有更多的想像力。只是他們有一個點子以後，在一週之內可以調動上千萬美元跟你來競爭。我們還剛剛解決溫飽問題、奔向小康的時候，自然這種比賽這種競爭是沒法進行下去的。
結果是什麼？我們文化藝術很多價值，我們一些偉大藝術家的創造，就會被國際資本所壟斷。誰買單呢？還是我們自己。只能花更大的價錢，在一個開放的國際市場上去買單。這就是我們面臨的困惑。
以誠信重建拍賣業
王鳳海(中國拍賣行業協會前副秘書長)：我本人是做拍賣的，因為當時工作部門的關係，有幸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拍賣法》的起草以及後來相應的一些工作。曾經在很多場合討論一些問題的時候，我反覆發表我的一個觀點，就是我們國家在畫廊這一面的缺失。作為一個藝術品的完整的資産鏈、行業鏈，畫廊是不可或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恰恰今年是拍賣行業恢復發展的二十年。20年以前我們提出要做一些藝術品的拍賣，不是像現在大家看到的這樣，是受到了相關的行政管理部門禁止的，是不允許的。從1992年北京國際拍賣會的召開到現在的舉辦，到現在文物藝術品拍賣業走過了整整二十年的歷程。這二十年的實踐，客觀上把我們中國的文化藝術品推向了世界，讓它恢復了自己本來應該有的地位。
我們國家的拍賣業應當説到2011年為止已經走進了世界文物藝術品拍賣的首位，成為世界第一。1996年我在英國考察的時候，就曾經説過一句話，什麼時候我們中國的文物藝術品拍賣能夠像佳士得這樣就滿意了。但是今年我們又看到了一個比較大的調整，或者説下滑。
完善我們的行業鏈，對拍賣業來説有幾個重要的東西，第一是誠信的問題，有主觀上的，也有客觀上的。首先是我們的社會信用體系的完善，不光是我們的拍賣，可能我們的畫廊、銀行系統、藝術品金融、信託、保險等等都面臨著這麼一個現實。
第二點是服務，這個服務指向的是政府的服務。如果我們國家政府不把自己的重點由管理轉向服務的話，這個市場不會做得更好。我們政府部門喜歡設置各種門檻，規定各種條件，各種審批，如果不把這種靠管理、靠權力來管市場轉為靠能力、靠水準來服務市場的話，我們文物藝術品的發展也是非常難的。
第三是一個專業化問題。拍賣企業看到哪個好做都擠哪個，形成了千軍萬馬去擠獨木橋的局面。自己能夠幹什麼，心態放平和，就幹什麼。我做古代做得好，那就放棄當代，或者跟著別人學習當代；我做當代做得好，就重點去關注當代，做現當代的作品。
總而言之，就是信用、服務、專業化。非常可惜的是，我們現在民間的積極性應該説非常得高，但是我們上層的引導服務相對欠缺。這是我們打造完整鏈條的一個缺憾。
藝術品定價權的轉移路徑
劉晨(上苑藝術家聯合會秘書長)：我是上苑藝術家聯合會的秘書長，同時還有一個身份是天津俊安美術館的館長。我過去也是做金融的，在深圳做了20年，後來到北京做藝術行業，我比較敏感交易過程當中的一些基本數據的問題。
我也考察了一下關於藝術品交易定價權這樣一個概念。我有一個例子，就是中國書畫藝術品定價權的産生和轉移，以及産生的一些影響。我個人認為，從經濟學觀點上來説，一個産品價格的形成，是一個價值的貨幣反映。價值是什麼呢？它有很多，勞動者的成本，再加上土地成本，還有一些剩餘價值。但是聯繫到以前的經驗，好像藝術品是不能用這樣簡單的價值論來反映它的價格。後來我又感覺到西方經濟學説的供求關係形成價格，我用這個套，我感覺也套不上。因為藝術品確確實實是一個很小眾的精神需求的東西。我以前是做金融的，我想可能藝術品的定價是一個金融概念，它已經脫離了生産和流通，用西方經濟學已經無法再給它作出詮釋。
另外以中國書畫形成的標準來看，1949年以前，我們這些書畫大師都是有潤格的，當時公開在北京、上海的一些報紙上和他的畫室裏，甚至有些裱畫行都貼出他們的潤格。那時候文人有點害羞，不好意思説價格，説潤格，多少錢一平尺。1949年以後，中國書畫市場因為沒有市場，就沒有價格。但是實際上我考察，市場形成價格，它的定價權應該在東南亞一個華人圈、港澳臺地區、日本，因為它們有市場有價格。我們知道像謝之柳、朱之詹他們的畫是有市場的。這個價格形成是有的，但是公開性不夠，透明度不高，從金融概念上來講，標準性不夠。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以後，隨著歐美兩大拍賣行進入到香港以後，中國書畫的拍賣就開始了。實際過去在紐約也是拍的，只不過拍到七八十年代，因為誠信問題，贗品比較多。一批當時剛剛過世的或者沒有過世的畫家，他們的作品是有金融性的，很公開，很標準。到了香港以後，這個定價權最後在東南亞包括亞洲市場，最後落在了香港。因為拍賣行有句行話，價高找遠貨。到2003年以後開始轉移到北京，我考察北京是從2003年的“非典”以後延續到2007年、2008年西方的金融危機，這麼短短的五六年，它的定價權基本落定在北京。然後到2010年、2011年，我個人認為是一種泛貨幣化和濫用定價權的一個過程。這裡面當然有好有壞，2011年以後，藝術品易過億，很多藝術品在那個時候很輕鬆地過億了，這可能就有一個濫用定價權的問題。這裡面有誠信的問題，過億的藝術品裏面到現在也沒有人知道到底付款了沒有，反正始終在糊塗當中。
這樣一些問題很愚弄市場的參與者。我個人認為這樣一個市場調整多來幾次比較好一點，用市場的力量維護定價權的真實性和定價權的嚴肅性。嘉德原先比較願意去起訴一些沒有付款的人，但是這次好像嘉德沒有出什麼聲音。如果一個具有行業老大地位的拍賣行在這些問題上比較含糊不清的話，也可能會影響拍賣行的信譽。我從2010年統計了一下，過億的東西裏面到底有多少水分，有沒有擠乾，只有拍賣行最清楚。我覺得要想藝術品和金融結合得好，結合得長久，誠信是絕對不可避免的。話説到定價權的問題，我也很真心地希望不管是投資者還是拍賣行還是藏家，應該用自己的誠信來維護這來之不易的定價權的轉移。
每個藝術家都是一個小個體戶，流通這個環節，政府實際上是可以通過稅收、工商這些部門做到有責任地去追溯的，不是做不到。我想對利用這個市場的下跌期來糾偏和整理、整頓這些市場，當然要用市場的力量去清理這些行為，以保證下一個發展和臺階走得更加紮實，維護定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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