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書法海外傳播的新機遇
顯然，向海外傳播中國優秀的書法藝術，在當下也有諸多的利好因素。
首先，便捷的交通和通訊為書法的海外傳播提供了條件。當下，整個世界真的變成了“地球村”。通信技術的進步，使世界範圍內的人可以空前地彼此接近，地球再沒有中心與邊緣之分，就像托馬斯·弗裏德曼所描述的那樣，地球繼變圓、變小之後開始變平。今天以網路為代表的新興媒介不但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也改變了藝術的方式。有這樣一個玩笑：假使唐代有今之通訊技術，玄奘根本無需長途跋涉，更無需師徒四人經歷九九八十一難到西天取經。説不定天竺某佛學院資料室的工作人員，一個電子郵件就將數萬卷經書的電子文檔打包壓縮後就發過來了。借助金山快譯，玄奘很快就將梵文譯成中文，稍加註釋就轉發各大寺院，修行者手敲木魚只需面對IPAD螢幕就可以完成日課。如需實地考察，可以如今之學者電話預訂往返機票，稍打個盹飛機就已翻山越嶺抵達印度了，一切OK。書法方面，今天即便是在美國文化的核心腹地紐約等城市，也可以看到中國書法家活動的身影，各種地道的文房用具和圖書資料可以輕易在商店中買到，這得益於發達的貿易和貨運體系。
其次、中國逐漸增強的綜合國力為書法的海外傳播奠定了基石。文化雖無優劣與貴賤之分，但還是有強勢與弱勢之別。中華文化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曾長期強勢，周邊的日本等國長期派人前來學習。尤其是唐代，從音樂到繪畫，從建築到日常用具，從服飾到文化禮儀，無不對日本有著深刻影響。僅清代一朝，沈銓、楊守敬對日本書畫的啟發非常之大。近年在中國風靡一時的巴洛克、洛可可等西洋風，實際上是受中國的明式風格和清代繁縟設計之風所啟發，而瓷器、絲綢、茶葉等對西方的持續性影響更是深遠。很難想像，西方一些碩大的青花瓷盤上充滿異域風情的圖案，居然出自中國人之手。隨著晚清國力的衰微，中國的文化和藝術一度遭到懷疑和批判，因此有了“美術革命論”和書法不被認為是藝術。但國人不甘示弱，動輒以“華洋”、“中西”並稱，意欲何為？欲將自己與最強勢的西方文化作對比。筆者在編著“20世紀中國學術論辯叢書”《中國美術論辯》卷時，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因國力差距所導致的文藝心態上的微妙變化。如今，中國的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文化復興在樂觀者看來已指日可待，書法的國際化將不可避免。
再次，藝術相通，書法可補西方藝術的某些不足。筆者在研習西方現當代畫史時，可以明顯地發現一條線：自印象派始東方的啟發功不可沒。比如，印象派的自由外光寫生，瀟灑的筆觸就有東方的寫意味道，梵谷則因臨摹浮世繪導致了其偏平面的現代畫風。而克裏姆特的裝飾風很難説沒有東方藝術的影子，甚至連其畫作的裝裱都學中國。以至於向達、豐子愷等人在民族危機深重的時候都驚呼：西方繪畫開始拋棄“科學”，向中國藝術的某些元素靠攏了。中國畫借鑒西畫、現代書法借鑒西方構成已是眾所週知。而西方繪畫對中國書畫的借鑒，也是不爭的事實，至今也有其內在需求。從新古典主義到照相寫實主義，精準的寫實繪畫開始告一段落。顯然，西方繪畫不會消失，但如何走卻不知道。筆者不是預言家，但可以肯定東方的啟示依然存在。可以説，書法作品所形成的抽象意境與西方抽象畫有類似之處，書法的用筆以及不僅僅用於造型的線條，對西方繪畫應該也有相當的啟發。比如，畢加索的繪畫中的線條，很難説沒有中國書法用筆的影子。而趙無極、朱德群的抽象畫，以及常玉的簡筆繪畫在西方被廣為接納，也很難説沒有西方內在的對東方藝術元素的心理接受。
中國書法作為人類的非物質文化遺産，是中華文明史的一個重要部分，融注了國人獨有的思想與智慧。書法不僅是中國獨有的藝術形式，也可以為世界所共用。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黨和國家大力提倡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力爭創造與中國的經濟地位和國際地位相適應的藝術地位，這是國家強大與文化復興的表徵之一。因此，這給了中國書法一個走出國門的契機。近年來，書法的國際交流雖頻繁，但多局限于與漢文化圈相關的國家和地區，且停留在一種較為表面、淺層次上的交流。徐冰的“新英文書法”雖然在美國等地影響較大，在藝術上也較為成功，但僅僅是一種新造文字，非真正意義上的在海外成功地傳播書法藝術。能否找到一種類似徐冰的讓海外易於接受同時又不損書法“原味”的方式，問題雖難但的確值得業界思考。
當下的中國雖然面臨著向海外傳播書法文化的諸多契機，但輕言中國書法不久將走出國門並在國際上流行，那是一種相當不審慎的文化樂觀。因為，文化的交流比經濟的交往更為困難，不少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和語言，但這些文字終究沒能如漢字那樣發展成書法藝術，更何況這是來自他國的一種被稱為“漢字”的陌生字體？其心理上的認同與接受也將是困難和長遠的。因此，對外傳播中國書法文化時要以外交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精神，尊重他國的文化而求同存異。可以慢慢地摸索出一些好的交流模式，但一定不能操之過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