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紐約深入叢林
1981年，錢培琛42歲，在一個本該認命的年紀赴美開始漂泊之途，很重要的原因是為了能與一別三十多年的父母相見。
據錢培琛的自述，他是家裏的老大，解放前夕父母就去了台灣，12歲那年他只好從舟山來上海投靠姑姑，小孩子離開家鄉起初總會覺得無限感傷，但是上海繁華都市的許多新奇美妙的東西立刻迷住了這個海島來的小孩。自幼熱愛繪畫的錢培琛因為高昂的學費止步于當時滬上專業畫室門前，考大學又順應了“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號，身不由己地選了數學，畢業後在中學擔任數學老師。
錢培琛對於老師沈天萬先生，雖然沒有如其他入室弟子一樣，正式行過拜師的叩拜大禮，但是，錢培琛常常向沈先生討教繪畫之事，形成了事實上的師生關係。1979年元月，沈天萬先生、錢培琛、孔柏基等人組成的“十二人畫展”成為寫入中國當代美術史的“文革”後第一次“在野”行動，它比日後名聲卓著的“星星畫展”更早也更具非政治化的因素。“十二人畫展”的參展油畫家幾乎清一色的受印象派與後印象派的影響，銜接了民國第一代中國的西洋畫家被中斷的美學實踐，這個“文革”之後的上海“地下”畫家群中人在往後的30年歲月中大部分都躋身國內藝術界知名人士的行列。
1981年，錢培琛在香港與父母團聚了7天，之後以F1學生簽證，被父母送到了紐約，終於可以專業學習繪畫。這一年之後，與之青梅煮酒的陳丹青抵紐約，而之後名聲大噪的陳逸飛較其早一年抵美。
1980年代初期，中國的改革開放不過才開始了兩三年，紐約城裏沒有多少大陸來者，即使有些移民，也多屬駐紮于唐人街(China Town)的廣東籍人士，粵語就是那裏的“國語”，不會説廣東話的中國面孔出現會引起異樣的注意：“唐人怎麼不會説‘唐話’?”沒人告訴這些初來乍到的留學生應該怎麼做。
30年前，地鐵在國內任何一個城市都屬於聞所未聞，城市標誌性高樓大廈也沒來得及進行密集型建設，錢培琛站在曼哈頓的建築叢林裏，幾乎就想逃回來了。舉目無親，一個人也不熟悉，遠房的親戚禮貌地把他送到出租的房子裏，就急急忙忙地回去了，剛到紐約的錢培琛躺在床上，眼睜睜地盯著天花板，不知道怎麼辦才好，等回過神來，時間已經過去了整整4個小時。幸好內心存有的對藝術的執著嚮往，讓錢培琛在第二天就摸索著去了仰慕許久的大都會博物館，雖然第一次進門連票都不知道怎麼買，與博物館的大師作品面對面交談般的感覺還是讓錢培琛放鬆下來，安慰自己此行是值得的，登上摩天大樓也讓錢培琛的決心更大，“一定要讓女兒來這裡看看”。
沒人管的紐約藝術學生聯盟
1980年代出國的大陸藝術家，大多已在國內的各種運動中消耗掉了自己稍縱即逝的青春期，他們到了美國都有點原形畢露的感覺，好人特別好，能人特別能，壞人特別壞，因為原先在國內有個制度壓著，除了政治運動這種特殊機會，基本看不到原來的面目，到了美國這種競爭激烈而公開的地方，本質就全部顯露無遺了。
不論是早已歸國的魏景山，還是做了多年中美間穿梭的候鳥的錢培琛，或者已在美國站穩腳跟的張宏圖，“文革”的共同經歷使他們一致認為，突然間抵達美國，是在國內被人“喂”慣了也“管”慣了的藝術家，一下子被扔到了一個自生自長的環境，他們在這個環境中失重，迷失方向，也可能自生自滅，但相對而言，一個自由寬鬆的環境更容易激發藝術家自身潛在的創造力。
初抵美國，錢培琛在紐約一所名為“紐約藝術學生聯盟”的藝術學校學習素描和版畫。學校位於紐約57街第7Avanue，學制鬆散、沒有年齡限制、沒有入學考試，學生可以自由選擇藝術課程，學校不提供學分和學位證書。包括錢培琛在內的很多中國人都會選擇這樣的赴美路徑，因為它學費低廉，在學校註冊成功後，就可以獲得F1留學生簽證。如今國內人士對於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美國名校的鼎鼎大名都有了審美疲勞，“紐約藝術學生聯盟”已有百年曆史卻知者鮮少，當年詩人聞一多在哥倫比亞大學求學的同時也曾經在此間學習過繪畫，這所學校還曾經有過如今在西方當代藝術史上被奉為大師的抽象藝術家波洛克、羅斯科的身影。1981年、1982年錢培琛與陳丹青先後進入此間學習。
在紐約藝術學生聯盟裏，畫抽象表現主義風格的一位老師令錢培琛唸唸不忘，這位老師所畫的一個個閃著熒光的圓圈圈進入了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的收藏。抽象表現主義是二戰以後以紐約為中心的一場藝術運動，當時由於二戰的猛烈炮火，許多歐洲的重要藝術家到美國躲避戰亂，抽象表現主義由此而生。抽象表現主義畫家是在立體主義所帶來的解放感中尋找形式的同時，在超現實主義中汲取即興表現的靈感和技巧，到1950年代末，抽象表現主義運動走向衰落，意味著現代主義的終結。
留學生很辛苦，半天唸書半天就在學校打工，一個小時5塊美金。紐約藝術學生聯盟有個好處，從校長到門口的工友都是喜歡畫畫的，學生們負責做清潔工作，把教室裏的垃圾都集中起來，一邊掃地一邊觀察教室的情況，同時還有同學在其中畫畫。錢培琛這一批人年紀都長，陳逸飛、陳逸鳴，人數最多的時候有20多個，到中午大家坐在一起吃午飯，拿出來的多是裏面什麼都沒有的白麵包，伴著學校免費提供的牛奶下咽，或者一杯白開水沖泡自己帶來的茶包。
讓錢培琛高興的是，木心先生也與之在同一個繪畫工作室。“木心先生的英文不太好，雖然我也不太靈，但總好過於他，於是可以為他做做翻譯。素描班我們在一起，然後版畫班我們又是同一個工作室，與他相處的時間很長，差不多有8年。”因為留美用的是學生簽證，每天早上必須到學校簽個名，表示來報到了。“第一件事，便是木心來尋我，在喝咖啡的地方，聊聊天，一起進教室，畫得累了再一起出來坐一會。” 木心尚未從國內出來，錢培琛便已聽聞他的名聲，在美國，能夠和木心先生一個班級共同上課，讓錢培琛備感高興。錢培琛常常與木心一起去買繪畫材料，木心對之十分友好。錢培琛仍然自認不是一個科班出身的“業餘作者”，木心對其的影響卻深深地沁入心裏。因為平時已和木心聊得太多，受之影響潛移默化，在學校與木心的長時間接觸，讓錢培琛拒絕參加日後陳丹青津津樂道的討論小組。記憶這回事兒，並不是説付諸筆端了，才意味著永不相忘。
解決麵包問題
1980年代，按國家規定，出國人員最多只能攜帶50塊美金走出國門，即使國內有點知名度的畫家腋下所夾帶的一卷作品也不可能立刻到了美國變現。大陸留學生們從紐約下了飛機，最後的目的地卻不一定在紐約，因此大部分人不得不在紐約度過抵美的第一晚，然後在次日轉其他的交通工具去往另一個城市報到。於是，50塊美金中20塊錢付了計程車，如果再支付一夜的旅館費用20塊，如此一來，火車票就沒錢付了。有人因此在次日清晨趁無人注意就滑腳開溜，逃掉旅館費用，絕塵而去。其實這些所謂旅館也不過是一些家庭小旅館，過一夜的費用10塊20塊美金足矣，但區區10塊美金在當時也著實難為了囊中羞澀、對域外的世界一無所知的中國留學生。這些留學生在若干年之後，當他們又有機會偶遇旅館主人，生活逐漸步入正軌的藝術家們會拉住當年的“債主”償還當年的欠債——當年的旅館錢，如今還給你!
畫家們到了美國，為了維持生計，往往都從街頭畫肖像開始謀生計的第一步，一旦可以上街畫畫，生計便不成問題，錢培琛的回憶裏，這並沒有什麼可丟人的。紐約的街頭藝術家們都集中在曼哈頓，一張小桌子，一個小畫架，都可以成為藝術家在此謀生的起點，當然，要畫得比顧客本人漂亮那就成功了。
肖像畫成黑白的是一個價錢，畫成彩色的又是另一種價，價格不一，來畫畫的顧客心情不一，給出的價格也不盡相同。顧客裏，黑人顧客出手最爽氣，遊客的錢也好掙，最難對付的恰恰是中國人。一天光景好的時候可以掙三四百塊美金，不濟的幾十塊也有，且要畫到次日淩晨2點，冬天的紐約街頭徹骨寒冷，耶誕節期間尤為如此。
錢培琛説，當時，到紐約的中國畫家中有很多人都去工廠畫花布了。藝術不再是國內認識到的神聖，麵包的問題急需解決，這是異域生活的首要之義。如今有了國際名聲的某當代藝術家彼時也在印刷廠打工，同他們一起在街上畫肖像。格林尼治村第四街的一個籃球場，黑人在邊上隨地大小便，畫家們就在籃球場的鐵欄杆邊畫畫。
而危險隨時可能發生在晚歸的地鐵上，畫家們會把一天的畫畫收入塞在襪子裏，回家的地鐵裏睏了瞇一會，等醒過來，那幾張鈔票就不見了。錢培琛遇見過三次搶劫，從地鐵站出站，被黑人以問時間為由攔下，接著就是被一把槍頂在了腰間。
一位當下極具知名度的畫家早在赴美前，國內已頗有影響，到了紐約，為了生計去畫俄羅斯的聖像，畫完，卻被老闆以大小與給出的樣板不一為由而批評“不靈不靈”。他放下電話，面對著公園嚎啕大哭，一把辛酸淚，憋屈得很。
留學都是居無定所，錢培琛搬家的次數都記不住了，但基本都是在皇后區黑人區轉悠。初到紐約，在這個陌生的城市難免迷失方向，落魄地躑躅街頭。熱氣騰騰的中國城裏都是人聲鼎沸的餐館，留學生們卻因為沒錢而在門口止步不前。錢培琛與陳丹青兩個人一起買兩包速泡麵，冒著雪，跑到親戚家裏用水燒一燒，就在中國城裏，吃得大汗淋漓。
相識于微時的情誼，如今回想起來尤為美好，錢培琛回憶：“後來陳丹青經濟狀況轉好，去中國城裏的麵館吃飯，哪怕吃的是一碗只有5塊美金的面，也要在臺面上‘啪’地放下五塊錢的小費，以示大方。”自尊與自卑的強烈反差，還讓陳丹青特意將此事告知錢培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