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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映丹青，墨染春秋，中華書局和上海美專百年同行、並世齊輝，一個世紀間，這兩個名字早已作為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符號，在中國美術史和出版史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記，成為近代中國文化史上不可匆匆翻過的一頁，也是上海這座城市文化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開啟和推動著中國美育的啟蒙和進程。
1912年元月，在上海，“中華書局”應運而生。同年11月，《上海圖畫美術院宣言》在《申報》上發表，昭告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所美術學校的誕生。自1912年至2012年，中華書局和上海美專如今同步百年華誕。中華書局，不僅凝聚了一大批懷抱共同理想的學界大家和藝文泰斗，更將劉海粟、徐悲鴻、李苦禪、錢松喦、關山月、張伯駒等藝林巨擘的書畫匯聚一堂，為上海灘平添幾多文化藝術霞光，使上海這座工商業發達的城市，同時文化變革思潮涌動，迅速成為中國近代文化藝術中心與新聞出版重鎮。
一、書業與教育互為表裏
陸費逵，重視教育和出版事業，其為時人所知，起先並非他出版家的身份，而是他一系列見解獨到、説理透徹而又平實可行的教育改革主張。1905年他發表的《論設字母學堂》、《論日本廢棄漢字》，是我國改良文字、統一語音運動的先聲。1908年秋，陸費逵應商務印書館之聘，任國文部編輯;次年春任出版部長、交通部長兼師範主任。時與蔡元培等過從甚密，教育主張頗為一致，他也以改革教育和傳播新學為己任。l909年2月，商務印書館創辦《教育雜誌》(月刊)，請他擔任主編。他以《教育雜誌》為陣地，在創刊號上發表的《普通教育當採俗體字》，被後人稱為漢字簡化運動的開場鑼鼓。陸費逵曾被人形容為“見事明、處事敏”，並自稱“好言教育，尤好談學制”，舉凡學校制度、教育行政、學校行政、課程制度及女子教育等，都有深入的剖析和不俗的見解。他是提出取消“讀經”課程的第一人，也是“為小學生減負”的大力倡導者。他的教育理念，如力主縮短在學年限、減少授課時間、初小男女同學等等，對民國初建時教育方面的興革，影響至深。三年後，時任中華民國教育總長的蔡元培修訂新政權課程，很大程度採納了陸費逵的意見。
1911年秋，27歲的陸費逵籌備創設中華書局，中華書局甫一成立，首先是在教科書上，祭起了“教育革命”的大旗“立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實在教科書。教育不革命，國基終無由鞏固。教科書不革命，教育目的終不能達也。”陸費逵提出了“用教科書革命”和“完全華商自辦”兩個口號，出版發行中小學適用的《新編中華教科書》，先後發行小學課本44種，初中及師範課本27種，體例新穎，順應潮流，幾乎獨佔市場，達到“日間訂出，未晚即罄，架上恒無隔宿之書，各省函電交促，未有以應”的境況。民國初年，借著幾乎獨佔了中小學教科書市場的東風，中華書局迅速擴張，不僅在教科書市場繼續攻城掠地，並憑著對時局的把握，開始大量出版傳播中西方文化的書籍與雜誌。這既滿足了當時教育改革的需要，也為中華書局日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1913年，中華書局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陸費逵出任局長。同年，參與在北京召開的讀音統一會，致力於推行國語注音字母及國語統一運動，並以中華書局為推行機構，編輯、出版國語、國音讀物。自1917年始，陸費逵擬定了出版教育叢書的計劃。到1945年，出版物共計60多種，涵蓋成人教育的各個方面。同時，針對“國民教育”的啟蒙，逐漸創刊八種雜誌。其中1915年1月創刊的《大中華》，由梁啟超主編。1934年創辦的《新中華》，第一期發行即過萬，巴金、鬱達夫、傅雷、豐子愷、楊憲益等每人平均為當時作者，從而與知識界建立起互助互信的同盟。
中華書局與學者文人的關係是良好互利的。中華書局對作者的版稅從不拖欠，對作者的約稿恪守信用，約後即使不能出版，也要説明理由並支付相當的稿酬，而作者借支稿酬更是常有之事。作為委身書業的知識分子，亦將中華書局當作教育機構，在貫穿智民之夢的同時兼顧安身立命。中華書局跟文人學者的互動，形成了良好的文化生態。
陸費逵曾言“社會之盛衰，國家之存亡，國民人格之高下，端于我著作者是賴”。並多次強調，作者和出版家都應對國家、社會要有高度的責任感。也正是基於這種理念，陸費逵感到出版人文化責任之重大，他在《書業商之修養》一文中寫道：“書業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寶貴的，也可以算是最卑鄙齷齪的。此兩者之判別，惟在良心上一念之差;……所以我們當刊行一種書的時候，心地必須純潔，思想必須高尚，然後才可以將最有價值的結晶品，貢獻於世;否則，不但于道德方面要抱缺憾，即自己良心方面亦受責罰” 。他自己不論是任主筆或做主編，筆底波瀾，言論每每不同凡響。
1924年，38歲的陸費逵寫下了“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與國家社會的關係卻比任何行業為大” 的感言。作為中華書局的創始人，陸費逵自19歲投身書業，並自許書業為終身職業，從此沒有離開過中華書局，畢生盡瘁於此。“書業與教育互為表裏，今日發未盛，皆教育幼稚之故”，他以教育人辦實業的姿態，踐行“開啟民智”的宗旨和主張，在傳播科學文化知識、推行新式教育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在中國近現代學術文化史上，寫就一篇皇皇“華國大文章”。
“印刷原為美術師，我來草昧未開時。椎輪大輅溯經歷，進步於今不算遲。”1924年上海書業商會二十週年紀念會時，陸費逵已成為書業商會副會長。1932年陸費逵撰文道：“上海書業公會會員共四十余家，資本總額九百餘萬元，其中商務印書館五百萬元，中華書局二百萬元，世界書局七十萬元，大東書局三十萬元，此外都是一二十萬元以下的了。”“全國所用之教科書，商務供給十六，中華供給十三，近年世界書局教科書亦佔一部分。”“商務、中華兩家印刷較前大為進步，雕刻、凹凸版、橡皮版、影寫版……以及種種印法，或為從前所未有，或為從前所未精，現在頗有觀止之嘆。”
1936年，中華書局的圖書出版達到空前絕後的最高峰，出書種數1118，冊數2279，中華書局員工已有5000人。中華書局達至全盛時期，陸費逵聲譽日隆，1936年6月重任為上海書業同業公會主席，成為全國出版界的巨擘。1937年春，中華書局“擴充資本，一次增足為400萬元”，年營業額約為1000萬元，全國各地分局四十余處，從20世紀30年代後期到50年代初，中華書局的營業額中，一大半來自於印刷業務。中華書局得以有力量以印刷反哺出版，輔佐教育。
1949年以前，中華書局出書達5800余種，作者數以千計，其中不少人在各學科領域獨當一面或頗有建樹，卓然成家。犖犖大者有梁啟超、馬君武、謝無量、徐志摩、鬱達夫、郭沫若、鄭振鐸、巴金、劉海粟、徐悲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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