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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與黃賓虹
傅雷先生在《對紀念故畫家黃賓虹先生百年誕辰及編印畫冊事意見》中説：“黃氏不僅為吾國現代傑出之山水畫家，且為康熙以後數百年來有數之大家。不僅在繪畫理論、技法、畫家史料方面，多所著述，且于古文字之考證，亦多發明”。又在致友人函中説黃賓虹“廣收博取，不宗一家一派，浸淫唐宗，集歷代各家之精華之大成，而構成自己面目”，“在綜合前人方面，石濤以後，賓翁一人而已”。傅雷之讚頌、揄揚黃賓虹，不只因為黃賓虹的藝術成就，更在“慾望學術昌明”。昌明什麼?
世唯有學殖湛深之士方能知學問之無窮而常惴惴默默，懼一言之失有損乎學術尊嚴，亦惟此惴惴默默之輩，方能孜孜矻矻，樹百年之基。
史之名家固無一非稔知藝術源流與技術精義者，此其作品之所以不失其時代意識，所以在歷史上必有為承前啟後之關鍵也。
對黃賓虹的實踐和畫學理論的研究，絕不能“作為中國畫學轉型過程非普遍意義上的存在”而僅僅定位於“富有特殊意義”的一個個案。何謂“轉型”?如何轉，轉出什麼樣的“型”，既沒有人説得清，不過是毫無意義的空洞的時髦詞語。誠如傅雷1933年就説過的：“藝術應當預言，應當暗示。但預言什麼?暗示什麼?此刻還談不到。現代的中國藝術家先把自己在‘人類的熱情’的洪爐磨煉過後，把東西兩種藝術的理論有一番深切的認識之後，再來説往左或往右去，決不太遲。”中國畫的藝術體制，本來是開放的，無可無不可;何況每個藝術家“各道其道”，都是“特殊”。黃賓虹其人其畫是一個“特殊”的“存在”;“黃賓虹”的意義卻是普遍的。未有“特殊”，何來“普遍”意義?普遍意義就是上面傅雷先生的兩段話。
黃賓虹是一位“時代的人物”。“所謂時代的人物者，是=永久的人物+當代的人物+未來的人物。”
傅雷先生説自己“不知舉揚為何物”，“提到學術，藝術，我只認識真理，心目中從來沒有朋友或家人親屬的位置”，“惟見有真正好書好畫，則低徊頌讚，惟恐不至，心有所感，情不自禁。”他初見黃賓虹峨嵋山寫生，心中一直“未嘗去懷”，又常在賓翁女弟子顧飛處，“獲畫論高見，尤為心折”。1943年經顧飛介紹互通書信，得青城山冊頁，“感奮莫名”，隨即“慫恿”且一手代辦八秩紀念畫展，“破戒”為作説明，撰《觀畫答客問》，以及後來推介於中外友人，心儀賓翁，揄揚賓翁藝術，盡心盡力。黃賓虹則視傅雷為“平生一大知己。”兩人的學術交誼，中國畫史亦不多見。
傅、黃的交誼，基於相互之了解和理解，蓋有相同的志趣、相同的感慨。黃賓虹《論中國藝術之將來》中説：
傅雷1931年回國後，也有慨于藝術界“趨時守舊之途雖殊，昧于歷史因果，缺乏研究精神，”欲“借觸類旁通之功為創造中國新藝術之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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