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張瑞田
1931年秋天，傅雷自法國回到上海，到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從事美術史教學工作。同時，傅雷介入美術批評，所發表《現代中國藝術之恐慌》《我再説一遍：往何處去？……往深處去！》等文章引起廣泛關注。
1932年4月，傅雷與龐薰琹等人在上海成立“決瀾社”，不久便退出，在中國現代美術史留下一個謎語。但是，離開“決瀾社”的傅雷，與龐薰琹的友誼一直保持，1946年，傅雷依舊為龐薰琹的畫展而忙碌。這個期間，上海所有的美術展覽，傅雷一一過目，或感嘆，或褒貶。1946年的上海，畫展不斷，溥心畬、齊白石、張大千等人先後舉辦了個人展覽，傅雷在11月29日與黃賓虹的手札中，談了自己的感想：“……逮病體少痊，又為老友龐薰琹兄籌備畫會，近始結束。邇來滬上展覽會甚盛，白石老人及溥心畬二氏未有成就，出品大多草率。大千畫會售款得一億余，亦上海多金而附庸風雅之輩盲捧。鄙見於大千素不欽佩，觀其所臨敦煌古跡多以外形為重，至唐人精神全未夢見，而竟標價至五百萬元（一幅之價），仿佛鉅額定價即可抬高藝術品本身價值者，江湖習氣可慨可憎。”
最近，我看到兩幅張大千與畢加索的合影照片，尤其是四人合影的那一張，四人正在談話，張大千偷窺鏡頭，一臉愜意，準確刻畫出張大千媚名人、媚官人的嘴臉，與當今一些書畫家湊到名人、官人身邊的表情如出一轍。為了顯示自己與畢加索的關係，張大千在與畢加索合影的一張照片的背後寫了一段跋語：此當代大畫家畢加索與爰在其別墅所攝，寄與建初賢婿。爰。
我同意傅雷對張大千的評價也贊同傅雷對上海盲捧張大千社會心理的分析。傅雷所言“仿佛鉅額定價即可抬高藝術品本身價值者，江湖習氣可慨可憎”，更有現實意義。張大千的確有江湖習氣，善於借勢，願結交權貴提升自己的社會影響。張大千也是製造假畫的行家裏手，時下拍賣行所拍的古畫，一定有出自張大千及其弟子之手的贗品。
張大千在上海舉辦的畫展，每幅標出五百萬元的高價，的確匪夷所思，但又易於理解。我想，那個畫展，一定有諸多黨政軍商要員參加，這些人曾得到張大千的饋贈，自然會來捧場，甚至用公款買畫，揣進私囊。也就是説，張大千畫作的高價，是當時利益集團擁躉的，是非正常現象。在傅雷的眼中，“鄙見於大千素不欽佩，觀其所臨敦煌古跡多以外形為重，至唐人精神全未夢見”。張大千的半斤八兩，傅雷當然知道。
那一時期，黃賓虹的一幅山水畫，僅幾萬元，或十幾萬元，與五百萬元的鉅額數字相去甚遠。但是，傅雷不以畫作潤格的高低來評判藝術作品，在他看來，黃賓虹的人生歷程，學識、趣味、才華，與中國傳統文人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價值取向契合，所以，傅雷以一位美術評論家的視點，看到了黃賓虹的與眾不同。
那麼，傅雷眼睛裏好畫是什麼樣子呢？他直言不諱地指出，“以我數十年看畫的水準來説，近代各家除白石、賓虹二公外，余者皆欺世盜名。而白石嫌讀書太少，接觸傳統不夠，賓虹則廣收博取，不宗一家一派，浸淫唐宋，集歷代各家精華大成，而構成自己面目。我認為在綜合前人方面，石濤以後，賓翁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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