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美術館不久傳來解體的消息，它將被改組成“中華藝術宮”。這再一次證明這個城市在當代三十年的文化衰敗，以及回光難以返照的宿命。
“中華藝術宮”這個名稱就像一個街道工廠出身的企業家好大喜功的創舉，或者一個暴發戶太太辦的偽文藝沙龍。儘管如此，無論上海還是其他省市的藝術圈同仁，沒有多少人願為上海美術館的“覆滅”奔走呼籲。一個堂堂的名聞海外的市立美術館落到這般亡命之際無人惋惜的地步，值得深思。
這個號稱上海標誌性平臺的藝術展示中心長期由一群謹小慎微的基層美術官員坐鎮，總體上，這個群體給外界的印像是改革進取的膽氣不足，雖有理想但求無過，一切以不犯錯誤和明哲保身為前提。在上海之外的眾多省份，當代藝術的風起雲湧及推進，很多都是體制內知識分子和藝術官員以文化擔當的勇氣與現狀的博弈而獲得，比如八十年代的中國藝術研究院、九十年代的《江蘇畫刊》、新世紀十年的廣東美術館。
上海官方和民間輿論近二十年一直在叫喊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海派”精神，但實際的作為恰恰相反，不要説海納百川，連自己城市的文化精英都不見包容。近三十年，上海在前衛藝術、先鋒文學、獨立電影和探索戲劇等領域一直人才輩出，在全國的格局中佔有一席之地。奇怪的是，他們大都不是在上海出名的;更匪夷所思的是，其他省份在八、九十年代參與前衛新潮的在文化圈的成名人物，都已被各省級的頂尖機構(大學、美術館、畫院)重用或禮聘。甚至在首都北京，參與八、九十年代前衛運動的精英如今都已分佈在北大、清華、中央美院、中國美術館、國家畫院等重要位置，只有上海的官方文化體系一直拒絕本城的文化精英。
上海美術館內部並非沒有中青年的文化精英，他們也為上海美術館的變革作出很多努力，但近十年都一個個黯然出走。上海的文化官僚是中國眼界最高的群體，別的省份的精英只要在京城或省外小有名氣，立刻就被家鄉待若上賓。我多次在北京參與一些省文化廳或者宣傳部領導請本省在外打拼的精英私下飯局，有些被請的精英甚至還在江湖漂泊。當然，上海的文化官員是瞧不上在國內出名的精英的，上海的文藝青年只有拿到了奧斯卡獎或諾貝爾文學獎，上海的文化權力體系才會對你敬仰。
上海的官方體系近三十年養成了一種碼頭氣，覺得自己的地盤曾經是東方巴黎，儘管現在文化上什麼成就都沒有，但內心裏只服膺世界名人。像上海雙年展，從來不請上海出身的策展人和評論家參與。上海的文化官僚級別並不高，但大部分人就像上海市民看不起鄉下人一樣，對體制外的精英充滿優越感，哪怕你在全國多有名氣。他們這一優越感的依據更離奇，即這些精英沒有“單位”。
上海的中層文化官員是一個市民化的人群，他們佔據了國家平臺，不貪污、不改革、不做文化精英、不冒險;他們的主體模式是不犯錯誤，守住上海碼頭這個位置，搞搞自己的愛好，就像以前民國的租界經理一樣，做一個稱職的政府“買辦”。我接觸過這個群體的一些人，他們總是認為北京或其他省份當代三十年取得的藝術成就都是由於炒作、拉幫結派和搞江湖的結果，只有以自己為代表的上海文化人是對藝術報一種真誠態度的。這種對上海以外的文化成就莫名其妙的道德優越論，不僅在上海官方的文化圈，甚至在民間的藝術家、知識分子和愛好藝術的市民中大有市場，成為一種文化心理上的“上海不敗”。
文化的繁榮是自下而上的，一方面，上海的文化資源大部分集中在政府平臺，市民們一代一代不待見沒有“單位”的文化精英，骨子裏與官方文化保持精神同構;另一方面，這個平臺一直排斥從上海基層崛起的文化精英。這是近三十年上海文化衰敗的主要原因，正如坊間戲言，謝晉之後上海沒有電影了，王安憶之後上海沒有文學了，沙葉新之後上海沒有戲劇了。實際上，他們之後上海仍然精英輩出，但都在上海以外名震遐邇。
上海人為周立波的出現欣喜了一陣，但上海從此自覺淪為地方文化。一切只為他們是喝咖啡的人群，但真正頂級的咖啡他們也未必喝過。因此，他們就像好萊塢電影《慾望號街車》中一對南方姐妹的姐姐，她覺得自己是南方優雅文化的後裔，但處在世道變局又不復南方往日繁華的尷尬處境，這個處境已經持續了三十年了。
“中華藝術宮”這一旗幟的崛起，反映了“上海不敗”的夢想。但上海要想復興往日的繁華，應該真正善待上海的文化精英，尤其是那些自下而上的自我崛起的上海才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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