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11月，世界美術館年會在上海召開，我國各省市美術館的館長們蜂擁而至。年會在“全球化社會中美術館的共同基礎”的主題下，設置了“知識分子在反權勢中的作用”、“東方與西方：美術館作為一個‘社會機制’”、“後殖民世界中的對話實踐”、“中國之美術館情境”等4個理論研討板塊，邀請國內外著名的文化學者演講。作為國際現當代美術館協會（CIMAM）的成員，我在現場注意到，許多國內的美術館館長徘徊在門外，問他們為什麼不進入會場，回答是“聽不懂”。這個事例，再清楚不過地證明了當今中國的美術館多麼游離于全球美術館發展的主流，證明了我們那些美術館的當家人多麼缺乏基本的和專業的文化學識。
這個問題，隨著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十重門”被曝光而尖銳起來。近來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拷問博物館館長的任命制度，質疑中國博物館（當然包括作為造型藝術博物館的美術館）的專業化程度能否合格履行公共文化職能，指出現行的體制機制落後於硬體改善。一個事實是，目前中國的博物館（美術館）建設正處於“井噴”期，地方政府有錢了，大興土木，於是每年新增100個博物館（美術館），全世界罕見。在上海，世博會留下的設施遺産、黃浦江兩岸的舊碼頭改造，以及各區政府和社會力量的投入，將使今後幾年內崛起一批硬體優質甚至是規模巨型的藝術展覽場館。我們很樂意看到博物館（美術館）事業受到了政府的重視。然而問題也越發突出了：這麼多的硬體設施，填入什麼內容？應該由怎樣的人、按照什麼意識來管理和運作？歸根結底，辦博物館（美術館）的宗旨是什麼，社會應就此達成怎樣的共識？
在此僅就美術館的方面談些看法。美術館由行政任命的當家人缺乏專業素質的問題，正是長期以來對其宗旨的認識含混不清所致。美術館並不是尾隨中心工作不時舉辦宣傳性展覽的地方，也不是誰出錢租場子就可以辦展覽的場所。
美術館的責任，首先在於通過高度甄選的展覽、收藏和研究，使一個國家和民族最有創造性的藝術成果得到示範和保管，使國際間最有價值的藝術理念能夠引進和交流，從而不斷延續並更新本國本民族的藝術之鏈。
其次，在現今全球化的時代，美術館在熔鑄城市文化品格、增強城市軟實力方面可以起到突出的作用。巴黎和倫敦是兩個範例。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有計劃地舉辦全球最具實力的現當代藝術家展覽，倫敦泰特美術館則不間斷地舉辦全球最有影響的先鋒藝術家展覽，其結果是這兩座城市與紐約一起牢牢佔領世界藝術前沿，巴黎成了現代藝術之都，倫敦成了先鋒藝術之都。
第三，美術館通過展覽、出版、藝術普及和教育活動，使每一位社會成員獲得藝術欣賞的愉悅，同時也凈化和提升公民的文化心靈。打開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的參觀引導書，第一部分的標題就是“給每一個人的藝術和文化”，接著寫道：“這個藝術中心是人民的地方，每一個人將盡可能地自由地能夠進入所有的文化和所有的藝術形式。”我們的美術館作為公共文化設施，也負有同樣的責任。
從這些世界優秀美術館通行的宗旨不難看出，美術館的館長應該具備怎樣的專業素質。他應該深深懂得並堅持，美術館必須嚴格地按照藝術博物館的專業體制來生存發展，而不是聽任它退化為一般的宣傳機構和展廳出租之地。他應該有著強烈的事業心，有全球意識，有歷史感，為創建一流的美術館、實現其宗旨而孜孜奮鬥。他應該熟知藝術博物館的專業管理，制訂長期的學術計劃，為館內的策展人和專業人才營造培育和發揮的環境。他還應該拓展國際國內的廣泛的藝術人脈，爭取社會的支援和合作，能夠為本館的展覽和收藏引來最有價值的藝術家，以及社會資金的幫助。
我們不能不沮喪地看到，目前許多美術館的當家人與這些要求相去甚遠。老套的事業性管理體制和行政任命制度，忽略館長必須具備的專業資質和管理能力，常常將一般標準的幹部或有點文藝履歷的幹部派到這一崗位上，以致産生“人人可以做館長”的笑話。這種任命制度最大的弊端是，安排的幹部只對上級負責，而不是對社會大眾負責。客觀地説，中國並沒有為競相而起的美術館準備好充足的管理人才，這方面的匱缺可以理解，但是走上館長崗位的人只要有事業心，就能在實幹中學習，進而成為行家，問題在於，由於社會大環境的流俗，一些館長只知在這一矚目位置上或觥籌交錯或擴充個人名聲。外行指揮內行、黨務干涉業務的情況也並非鮮見。這和國外優秀美術館必定是嚴謹的專家治館形成了極大反差。當家人的缺陷，導致美術館管理水準的低下與學術發展方向的缺失，這是中國的美術館儘管硬體不錯，但專業化程度遠遠落後於國外美術館，人們常常感嘆出不了非常優秀的展覽、拿不出有體系的研究成果的根本原因之一。
中國的省級美術館發展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陸陸續續地摸索，目前在絕大多數的省份都建立了自己的美術館。其中一些美術創作和教育力量較強的大城市，有著更悠久的創辦美術館傳統。但是30年過去了，我們積累了什麼？在學術上構建了什麼？面對國際美術館界的同行，除了硬體建設，我們可以談些什麼讓人欽佩的東西？這是值得國內每一個美術館當家人，包括主管部門領導深刻反思的。希望有人臉紅，臉紅才知道追趕。
其實，成功的樣板就在面前，如果真心地為了中國的美術館事業，沒有理由不放眼世界，虛心地學習人家成功的運作體系和機制。歐美傑出的美術館和博物館一般均建立董事會（理事會），作為最高的決策和監督機構。在此將同樣國有性質的美術館作一番比較。華盛頓國立美術館隸屬於美國政府的學術研究機構（而不是行政部門）史密生協會，理事會的9位成員，包括史密生協會幹事、國務卿、財政部長、最高法院院長和5位民間理事，既具有極高的權威又具有廣泛的社會代表性。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的董事會成員，包括歷史學家、作家、電影導演和製片人、銀行家、企業家、國會議員等，沒有一個行政官員。法國的三大國立美術館——蓬皮杜藝術中心、奧賽美術館和盧浮宮，董事會成員中還聘請有專業影響和文化聲譽的外國人。在美、英、法，國立美術館的運作資金絕大部分由政府撥款，但董事會（理事會）也募集發展資金，並每年公佈募集的計劃和金額。值得一提的是，董事會（理事會）的成員沒有任何報酬。2004年，波士頓美術館的董事會宣佈，募集到了5億美元的資金。舊金山現代美術館也曾宣佈，募集到2.5億美元的資金，其中1億美元用作藝術基金。可見這些董事會（理事會）並非像我們這裡常見的那樣弄幾個官員和名流來“擺擺樣子”，而是真正做實事的。
董事會（理事會）任命館長人選，一般是從美術史家、藝術評論家和資深博物館管理專家中選拔，並每年開一次全體會議，每週開一次電話會議，討論重大事項。館長的任期從三年到五年不等，負責執行董事會（理事會）的決議，實現美術館的宗旨，在這一空間裏仍大有作為。
這就保證了美術館嚴格按照藝術博物館的體制和規律來生存發展，而不是蛻化為政府的一個行政或宣傳部門，也用不著長年為捉襟見肘的經費而發愁。
這樣的美術館體制，體現了一個最基本的認識：文化財富屬於全體人民，辦美術館應該顯示社會的集體意志。這種體制的合理性已為那些成功美術館的悠久歷史所證明，甚至使美術館成為藝術歷史的一部分。中國以前沒有公共美術館，它在近代的出現本身就是向西方學習的結果，時至今日，我們不借鑒學習人家的專業化運作體制而搞出一些自以為是的不倫不類的管理方式，完全是沒有道理的。
上海在“十二五”發展規劃中已經確立了要建設國際文化大都市的目標。毫無疑問，作為城市文化財富的主要展示者和儲存者，一流品質的博物館、美術館是國際文化大都市必不可少的名片與部件。上海在這方面的硬體設施可以説已達到世界領先。上海幾年來對浦江兩岸的改造已有成效，如秦皇島路碼頭倉庫、民生路碼頭倉庫等都已改造完成，其規模之大，足以成為威尼斯雙年展、卡塞爾文獻展這樣的世界級巨型藝術活動現場。在外灘等地和蘇州河兩岸，大量民間的美術館也正在涌現。以上海的文化底蘊和影響，我在前面論及的美術館展示最有創造性藝術成果、熔鑄城市文化品格、凈化提升公民文化心靈的三個宗旨，完全有條件有能力實現。
上海應該有遠大的抱負，至少建設成為亞洲的現當代藝術中心。然而，上海在美術館陳舊落後的管理體制上積累的弊病也同樣嚴重。目前迫在眉睫的就是要轉換領導者的觀念，借鑒採納國際上成熟和成功的美術館運作體制，使上海即將“井噴”而出的眾多美術館走上高度專業化發展的道路，由此，才能引來國內外最具影響力的藝術家的展覽，才能使世界藝術界的目光與潮流聚集於此。否則，徒有眾多光鮮的展覽場館，看展覽變成看建築，所謂國際文化大都市的建設將出現巨大的空洞化，這絕不是我們願意看到的。
（作者係藝術評論家、策展人，曾任上海美術館學術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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