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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勒茲的調子在最重要的法國大革命藝術家，革命節日的組織者，左翼的雅克-路易· 大衛(Jacques-Louis David)那裏轉變了。他也憑藉感覺，但調門更高，涉及到私與公之間的緊張關係，格勒茲只考慮私人領域，提出了宮廷公眾的對立面。大衛提出了一個新的公共界的觀念。理想的革命應該讓私人界和公共界合為一體。但必須小心。在他著名的 “布魯圖斯” (1789年)中，羅馬高官出於國家利益的要求判處自己兒子死刑，因為他兒子參與叛亂陰謀，並把他兒子的屍體送到布魯圖斯的房子，他將對祖國的義務置於對父親的義務之上。這幅畫亦成為革命的偶像。因為布魯圖斯(西元前 545 年 -509 年)結束了羅馬歷史上遭人痛恨的薩普巴斯的統治，並放棄腐敗的帝國而建立了共和國。但這幅完成于 1787 年革命之前的畫並不支援這樣的理解。因為布魯圖斯位於畫面的左邊邊緣。抽搐著坐著，完全不像一個英雄。他聽到他妻子和女兒的抱怨，他只能這樣作為，卻摧毀了自己的私人幸福。私人需求和公共義務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是這幅畫的主題。在革命中大衛由於政治原因從不含糊，由此在意識形態上也相當片面。公與私合為一體只能維持很短的時間，革命自身摧毀了這一幻想。
德國的霍加特是達尼埃爾· 查多維奇。他是啟蒙運動的一個偶像，儘管他的油畫畫得並不是特別有靈感。查多維奇首先是一個銅板雕刻家，版畫複製在全歐洲都獲得了成功。這是因為他選擇的主題和他的特殊處理。 “卡拉告別家庭”獻給一個胡格諾教的布匹商人，他被懷疑殺死了自己的兒子，因為他兒子要轉宗成天主教徒，這在歐洲會被判車裂之刑。這一審判很成問題，它服務於天主教的宣傳，挑唆對新教的仇恨。這一事件在 1761 年底結束，這個不幸的兒子很明顯死於自殺。1762 年是 1562 年胡格諾教徒大屠殺 200 週年，從 1685 年南特敕令取消以來，對新教徒的仇恨還是持續潛在，新教徒的宗教自由被禁止，很多教徒移民國外，不少人到勃蘭登堡和柏林。查多維奇自己娶了一個胡格諾女教徒結婚，屬於柏林的胡格諾教徒社區。這一審判的結果死刑在法國也備受爭議。伏爾泰(Voltaire)成功發起了一個要求重啟審判的運動。卡拉 1765 年被平反，在接下來的革命中他非要把自己宣佈為革命的第一個殉道者不可。伏爾泰以此為契機寫下了著名的關於寬容的文章，他是啟蒙的自我理解的中心文本，它有力地促進了卡拉的平反。1765年緊接著卡拉被判無罪後，查多維奇開始他的畫作，他搞到一切可得的關於卡拉審判的檔案和卡拉與他的家庭的肖像，以求保證作品盡可能的真實性。版畫在油畫之後出版于 1767年。查多維奇描繪了一個時刻，此刻監獄裏的卡拉被取下腳鐐，即將押赴刑場處死。一個天主教牧師進入監獄，為卡拉做最後一次禱告，首先是勸説卡拉推翻自己的證詞。但是卡拉不為所動，他的家人圍坐在他身旁。查多維奇使一個格勒茲傳統意義上的明確的傷感劇由此而生。卡拉的姿勢讓人想起哭泣的耶穌，他同樣被無辜地虐待。如同耶穌基督為人犧牲，卡拉的死被理解成為思想自由而死。為使觀眾確信，他和之前的格勒茲一樣把已經被狄德羅明確承認的感覺提升到極致。卡拉和他女兒的面部，他們的頭相互依靠，遵循了一種由法國畫家查爾斯·勒·布朗(Charles Lebrun)在 17 世紀晚期發展出並一直到19世紀都具有約束力的表現激情的傳統形式。父親呈現出一種陶醉，一種觀照上帝的狀態。女兒是悲傷的。為提高真實性，查多維奇不放過最小的細節，比如從床具伸出的麥穗。這種對真實的想像和經典·學院大而化之的趨勢相矛盾，直到 18 世紀中期英國皇家學院的院長約書阿· 雷諾德 (Sir Joshua Reynolds) 還要求，細小的細節別出現在畫中。對最細微之處的考慮一方面要歸功於新教的信仰，另一方面歸於貿易和變革中的市民階級的精確。
18世紀的西班牙很落後和壓迫。教會用宗教審判的手段來統治，國王不可侵犯。但從 18 世紀晚期開始西班牙再也不可能自外于啟蒙之思想了。英國和法國的文學和繪畫來到了西班牙。在試圖將落後的經濟轉變和削減教會和宗教審判的影響的短暫自由化階段後是大規模鎮壓的階段。在這種形勢下戈雅(Francisco de Goya)在18 世紀末和 19 世紀初創造了一組版畫。他支援法國的啟蒙，和政治改革者們結為朋友，通過撰寫卡迪茲的自由憲法發現了自己的政治位置。他同時也是一名宮廷畫家，依靠忠誠來確保來自宮廷的薪水。和法國的大衛一樣，他在不同時代都巧妙避開困難，服務於不同的掌權者。在 19 世紀早期的西班牙內戰階段他不加區別地服務於英國、法國和西班牙的國王，只要對方有要求。大衛也是反動的並且維護拿破侖皇帝。這裡反映了現代藝術家的一個中心問題，他是市場的參與者，要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存活，在很多情況下他們都擺脫不了機會主義。戈雅也曾被宗教裁判所審判，他通過妥協獲得統治者的恩赦。但這改變不了他藝術的偉大和透徹，因為他的藝術把每個個體公民所必然遭遇到的矛盾直觀形象化了。鮮明消失了，內容糾結反覆。哪方正確，誰有權提出真理，誰説了都不算。戈雅就這樣發現了人的靈魂的深淵。而這不僅對他人是如此，對他自己也是如此。
1799年他出版了他的超過80幅的大作“衝動隨想” ，並很快被禁止。他展示了一切經驗的矛盾性，也包括對他自己作品的矛盾認知。他忙於使觀者不確定，觀者不知道，他應該看什麼?觀者必然將這種圖畫所顯現的矛盾傳遞到被描摹的主題。希臘神話裏的丹達羅斯(Tantalus) ，因為引誘女神而被懲罰，他必須永遠忍受饑渴。他站在水中，當他要喝水時，水卻退去，他附近的樹上的果實他也摘不到，他的需求永遠也得不到滿足。戈雅讓一個老人絞著雙手，一個死去的年輕女子躺在他懷裏。畫的標題已經讓人迷惑，悲傷不是主題嗎?來自他周圍的評論都一致認為，這個女人為了擺脫這個不能滿足她的男人，假裝昏迷，觀者可以讀出他的恐懼。透過女子凸起的乳房所展現的性愛在最初的接近中被克制了，這裡可以説是死亡和悲傷。人們這樣想並不偶然，因為戈雅遵循了每個西班牙人都熟悉的中世紀晚期的天主教圖畫傳統。死亡的耶穌基督攤開雙手，大腿僵直，躺在聖母瑪利亞的懷裏，她悲傷的絞著手。由戈雅所展開的矛盾不可能再大了：陽痿的折磨帶來的悲傷。觀者突然發覺自己的壓抑。此處不再是理性和感覺互相對立，而是理性和慾望的對立。這也是啟蒙的後果，人的心理過程被揭露，如深淵般赤裸裸地暴露在人面前。啟蒙教誨人們相信理性，理性應該掌控世界，這個理性卻不安地來自啟蒙的進程。( 本文源自《啟蒙的藝術》畫冊，Katalog:Die Kunst der Aufklaerung,BeiJing,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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