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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為自己開了理性的藥方。在這個意義上，當理性被設置為絕對並開始檢驗生活的一切領域時，對現行體制，國家和教會來説是危險的。理論上講，每個個體的啟蒙理性，無論他的出身，他都有權利參與這一檢驗。這一檢驗的標準是邏輯，而且是世俗的邏輯。對國家來説這導致權力的分立，政治黨派的産生，議會的商議決策----這剝奪了國王的絕對君權。君權不再來自上帝的神恩，它不再居於法律之上。對教會來説這一後果同樣深刻。當傳教團，特別是耶穌會在亞洲，非洲和美洲關於傳教的詳盡報道中所厘定的，他們在很多情況下也確知，很多異教同樣是一神教，不管它們各自的特點它們的崇拜在結構上是相近的。不管他們是否情願：通過他們的詳盡報道，一門學科得以確立，即比較宗教學，它的邏輯後果就是基督教的相對化。基督教逐步失去了它的絕對權。
絕對君權在哲學層面上首先在英國被約翰· 洛克(John Locke)1690 年出版的《政府兩論》質疑。在法國是孟德斯鳩(Montesquieus) 的 《論法的精神》 (1748) 。約翰· 洛克不僅僅奠定了權力的分立，英格蘭首先實行了議會君主制的形式，它顯著地限制了國王的權力。洛克還決定性地同樣 1690 年出版的《論人類理解力》提出了一個理性形成的模式。與從天生理念出發的笛卡爾相對，洛克秉持理性的形成從零開始的觀念。為此他提出了兩幅印象深刻的圖景： “白板” (tabula rasa), 一塊空白的白板，感官的經驗在上面寫就並通過聯想相互聯繫起來。第二幅圖景是 “暗室” ( camera obscura),理解力通過感官的經驗逐步讓光進入暗室，直到理性被啟蒙。英文的啟蒙概念(enlightment)照亮，比德語的啟蒙概念更直接地指向這幅圖景。洛克很清楚，理解力中的錯誤聯接會讓邏輯失效。洛克十分害怕非理性，視其為瘋狂的邊界。在這個害怕中人們後來在啟蒙的辯證法所説的已經成形：遵循一個抽象，內在的邏輯可能在實踐中招致毀滅性的後果。
文學家勞倫斯· 斯坦恩(Laurence Sterne)18 世紀 60 年代在他的諷刺小説中概括了這個問題，他指出了理解和感覺間不可解決的緊張關係，和洛克相對，他將感覺看作是自然給定的，並賦予它比理性更重要的作用。洛克掌握自然的希望，被啟蒙的自然科學所強化，與之相連的樂觀主義至遲到 1755 年震撼整個歐洲、摧毀裏斯本的大地震就消失了。理性和感性間差異的經驗的結果是對心理的發現。如果個人以前在痛苦和憂慮時能在教會那減壓，現在他們只能被拋向自己，必須自己甩掉身上的壓迫。單獨靠邏輯並不能帶走他們的恐懼，他們經歷了內與外，理性與靈魂間無法再消除的斷裂。法國大革命對此的反應是心理學作為普遍學科的確立是循此邏輯一以貫之的。直至今天醫生仍被分成兩個集團，一個是軀體派，它把身體看做是功能組織，只相信器械醫學，另一類是出身於自然哲學的醫生，他們將疾病看作是靈魂的擾亂，而不僅僅是身體的擾亂。
歐洲 18 世紀的藝術對上述一切都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反應，它們宣揚啟蒙，並使隨之而來的問題直觀形象起來。與公眾議會在藝術領域相對應的是法國沙龍的建立，巴黎盧浮的卡勒沙龍(Salon Carre) ，逐漸由皇家城堡變為純粹的美術館。 1737年沙龍舉行了幾百幅畫的大展覽。法國藝術院作為藝術控制的機構失去影響，因為在沙龍內非藝術院成員也可以展覽。到世紀末共展覽超出10000件陳列品。作品的品質不再由藝術院根據他們的經典規範標準來評判，而是通過藝術雜誌所形成的組織的正式承認。藝術批評産生了，也産生了外行的評判，這就有了一個公共的藝術討論。宮廷和教會失去了輿論領袖的地位，比起歷史的，神秘的，宗教的主題公眾更偏愛其他的主題，肖像，風景和風俗畫越來越受追捧，大規格作品漸漸消失，市民家庭的客廳裏沒有它們的位置，直到作為新的公共機構的美術館又開始接受其他規格。這個發展不是沒有問題的，因為當國家和教會作為委託者漸漸消失時，藝術家必須在自由市場上自我維持，這裡有巨大的競爭。由此獲取利潤的藝術商人更加突出。在德國直到 19 世紀早期市民公眾才創造出為新藝術提供展覽的藝術組織，協會。
18世紀市民的、世俗的藝術首先在英格蘭形成。當歷史，神話和宗教不再是主題，當代的道德教化題材代替了它們。新的門類産生，在文學中是小説。與之平行的是造型藝術中的威廉· 霍加特(William Hogarth)作于 18 世紀 30 年代的組畫，它們描繪一類人的生活，他們無法在社會中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而失敗，因為他們錯誤地決定或意欲爬得太高。對藝術相對較長被貴族統治的英國公眾來講，版畫是被接受的藝術形式。它們不要求得到高雅藝術的資格，在英國它們大多來自義大利。但霍加特要在高雅藝術的市場站住腳，他試圖把按照經典觀念衡量的低俗題材用高雅藝術來高貴化。瘋人院裏試圖自殺的浪蕩子，獲得了死去的耶穌基督的形象，連身上的傷都不缺。誰看出這來，會覺得迷惑。耶穌基督成了浪蕩子。霍加特展現了一種意義的顛覆，經典形象在當代的形象塑造上還具有效用，但已經失去了最初的意義。進行了一個價值的重估。有可能也思索當代為什麼沒有了上帝。不管這一顛覆能否被取消，上帝已經被擠走。同時霍加特也展現了他對經典的藝術語言的絕對掌握，但他以傳統方式描述的經典主題，在當代不再能使人確信。他通過指出當代的負擔，間接嘗試使人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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