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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並舉”：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教育遺産 “民元教育宗旨”是以“五育並舉”作為思想基石的，它取消了清末教育宗旨中的“忠君、尊孔”條款，在國家教育指導思想層面剔除了政治專制和文化專制的規定，由清末“中體西用”、亦新亦舊的教育宗旨發展為體現民主共和精神的教育宗旨，雖曾遭罹不同觀點的質疑爭論、袁世凱復辟帝制的破壞、復古主義思潮的衝擊、實施當中的低效失效，但畢竟在法理上、形式上確立了現代教育宗旨，在國家教育意識層面實現了教育早期現代化，為其後新文化運動時期現代教育思想的全面形成奠定了基礎。 同時，“五育並舉”又承繼並豐富了清末以來德育為首、全面發展的教育目的觀。蔡元培自稱，其所謂公民道德教育、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與清末教育宗旨的“尚公、尚武、尚實”具有直接淵源，“尚武，即軍國民主義也；尚實，即實利主義也；尚公與吾所謂公民道德，其範圍或不免有廣狹之異，而要為同意”。這是因為，清末教育宗旨雖以上諭形式頒布，且以“忠君、尊孔”為基礎，但畢竟是在資本主義性質的新政改革和預備立憲的社會背景下，反映了現代教育事業初步發展和現代教育制度建立之後的時代要求，並滲透了嚴修、羅振玉、王國維、梁啟超等新派人物的思想認識。如果僅僅強調民元教育宗旨對清末教育宗旨的革命性一面，而無視它們之間的繼承性，無疑是片面的。 當然，民元教育宗旨又揚棄、發展了清末教育宗旨的有關內容。一方面，根據共和政體要求，豐富並賦予“尚公、尚武、尚實”以時代內涵，尤其蔡元培以“自由、平等、親愛”的法蘭西革命精神來界定公民道德，更大異於清末“尚公”説；另一方面，首次將美感教育，即美育列入教育宗旨，豐富了全面發展教育的內涵。民元教育宗旨不僅承繼了清末以來德育為首、全面發展的教育宗旨的基調，還規定了全面發展教育中德、智、體、美諸育的基本順序，對於其後的教育宗旨影響極大。 此外，民元教育宗旨對於“尊孔”採取了策略性舉措，留下了中國現代教育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關係的永恒命題。“尊孔”遠較“忠君”問題複雜得多。在1912年全國臨時教育會議上，審查《學校儀式規則案》時，有人主張將孔子誕辰列為紀念慶祝日，“爭之再四”，“足見社會尊孔之所在”；教育部準備的《學校不拜孔子案》，初讀即不成立，原因是有人認為“孔子非宗教家，尊之自有其道”，一旦立案，徒引爭論，不如不立，既不規定祭拜也不規定不拜，自然就是不拜。對此，蔡元培有所認識，他在《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中，一方面稱“尊孔與信教自由相違”，一方面又講“孔子之學術，與後世所謂儒教、孔教當分別論之。嗣後教育界何以處孔子，及何以處孔教，當特別討論之”。 其實，無論尊孔派、改孔派還是貶孔派、去孔派都無法回避這樣一些事實和邏輯：儒家學説是中國君主專制制度的思想柱石，是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和社會秩序的觀念基礎，中國傳統文化中某些糟粕和落後的方面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化的阻力和桎梏，中國傳統文化整體已經不能完全適應現代社會的要求而必須用現代方法重新詮釋和再造；同時，孔子又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和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儒家學説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謂精華與糟粕相伴相生而難截然分離，中國傳統文化是維繫中華民族的精神紐帶，中國傳統文化以文化基因的形態遺傳、浸淫于每位華人而其不自知、不可缺、不能離，教育和學校作為文化的承繼、傳授者不能也不應完全拋棄孔子、儒家學説和中國傳統文化。這正是孔子、儒家學説、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所面臨的困境，也是中國現代人、現代社會和現代文化、現代教育所面臨的重大命題，民元教育宗旨只是遭遇到而不可能解決這個命題。因此，嚴格意義來講，民元教育宗旨不是“取消了”而是“不再提”尊孔。至於尊孔是尊孔子之學術、孔子之思想還是儒家學説、儒教、孔教，在當時不可能厘清，甚至大多數人感覺不必也無法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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