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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教育論”：衝決“忠君、尊孔” 中國的新式教育在清末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到20世紀10年代已經建立起一批現代學校，頒布實施了“癸卯”學制，廢除了科舉制，初步形成了現代教育行政體制，即在學校和教育制度兩個層面實現了教育早期現代化。在“中體西用”思想指導下，清末教育宗旨中的“尚公、尚武、尚實”也反映了現代教育的發展要求，但其“忠君、尊孔”的核心要義，卻成為中國現代教育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桎梏。從20世紀初開始，同盟會等革命黨人提出了一系列“革命教育論”，衝決了清末教育宗旨“忠君、尊孔”的核心要義，從“破舊”方面為現代教育宗旨的確立、為在國家教育意志層面實現教育早期現代化開闢了道路。 革命黨人的教育思想是在革命教育實踐以及與立憲派的論戰中表達出來的，並與革命思想相糅雜，與其講是教育思想，毋寧講是革命思想的教育表達。 其一，革命教育論。革命黨人宣稱：“各國民族之鼓舞興起于革命之事業者，未有不由於教育之影響。”“教育者，時代精神之導火索也；時代精神者，教育事業之聚光點也。故言教育而不言革命，則不足以發揚時代之精神。”一方面，批判中國傳統教育以及清政府的教育宗旨和舉辦的新式學校充滿專制性、奴化性，造就的是“無自治之力，亦無革命之心”的一批批奴役。另一方面，鼓吹自辦“革命之教育”，培養“革命之健兒”、“建國之豪傑”、“流血之巨子”。除了以宣傳鼓動為主的社會教育，更認為“革命積極之武器有二，曰刺客，曰軍人”，故需相應進行“刺客的教育”。革命黨人創辦的愛國學社、愛國女學、大通師範學堂等均有類似性質。 其二，民族革命教育論。革命黨人雖“有置重於民族主義者，有置重於政治問題者”，但在主張民族主義、種族革命上是一致的。當時幾乎所有革命黨人，尤以章太炎、吳越等人為代表，宣揚“種族革命之志為復仇”，“以排滿為先務”，甚至號召“革命者，以去滿人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為第二目的”。與此相應，革命教育的第一要務就是教育學生“當知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異種賤族，染指于我中國，侵佔我皇漢民族之一切權利者，我同胞當不惜生命共逐之”。進而，主張以民族主義為革命教育的第一要義，宣稱“革命者，今日支那民族最大之幸福也，民族主義則求此最大幸福之引線也”，所以“曰國民教育，不如直揭民族主義以為教育之旗幟”，“曰軍國民教育，不如直揭支那民族主義以為從事教育者之事業”。 其三，民權革命教育論。革命黨人所主張的民權主義，就是開展“政治革命”，“建立民國”，與此相應的革命教育就是要使“人人當知平等自由之大義……今日之革命，當共逐君臨我之異種，殺盡專制我之君主，以復我天賦之人權”。進而，批判作為君主專制制度思想基石的孔孟儒家學説，尤以章太炎為代表的國粹派，用保存國粹的形式來宣揚排滿復漢思想，影響極大。章太炎以“有學問的革命家”的面孔，在學術上發揮“尊子貶孔”説，“援引諸子以奪孔孟之正位”，在政治上批評“孔子最是膽小，雖要與貴族競爭，卻不敢去聯合平民，推翻貴族政體”。吳虞更尖銳地指出，“天下有二大患焉：曰君主之專制，曰教主之專制。”“教主之專制，極於孔子之誅少正卯，孟子之距楊、墨。”因此，必須徹底批判孔孟學説、推翻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才能“鼓舞言論思想自由之風潮”。 其四，教育革命工具論、先革命後教育論。革命黨人將教育作為發動革命的重要形式和工具，將學堂等教育機構作為培育革命人才、組織革命力量、開展革命活動的基地和掩護所，將學堂學生和新軍、幫會等一起作為革命的組織基礎和主力軍。但是，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一般僅將教育作為革命的工具，堅持先革命後教育，認為教育、興辦實業、地方自治等“固是改造中國的要件，但還不能認為第一步的方法。第一步的方法是什麼……只有革命。”只有革命之後，“實業發達，民生暢遂，此時普及教育乃可實行”。這是革命黨人與立憲派教育觀的主要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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