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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作為一種藝術形式
就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的藝術文獻來説，正如前文所述，記錄的不是任何成形作品的“製作過程”。而是文獻變成了藝術唯一的結果，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一種生活形式，一段持續時間，一種歷史的生産。因此，藝術文獻通過顯示有生命的東西如何在敘述中被人造的東西取代，人造之物如何借助敘事獲得生命，從而描繪了生命政治的領域。下面我將舉幾個例子來説明文獻的策略。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莫斯科藝術團體“集體行動小組”(Collective Action Group)在莫斯科之外組織了一系列行為表演活動，大部分由藝術家Andrey Monastyrsky策劃，參加者只有小組成員和少數受邀嘉賓。更多人需要通過文本、照片等記錄文獻才能了解此次活動。記錄文本並未對行為本身做太多描述，而是把重點放在參加者的體驗、思考和情感上——結果，這些文本具備了一種強烈的敘事、文學特質。當時，帶有高度極少主義色彩的行為表演在一塊白雪覆蓋的場地上進行，白色的地面令人想起俄國前衛藝術的標誌——卡西米爾馬列維奇的至上主義繪畫(Suprematist paintings)。但與此同時，在馬列維奇看來代表了大膽的“非具象”藝術以及與所有自然屬性、所有敘事決裂的白色背景放到這裡，意義發生了徹底改變。將至上主義的“人造”白色背景等同於俄羅斯大雪的“自然”場面讓馬列維奇的“非具象”藝術回歸生活——具體操作手法是利用敘事文本為至少主義的白色添加另一條譜係線索。馬列維奇的繪畫因此失去了作為獨立藝術作品的屬性，轉而被重新詮釋為在俄羅斯雪景中對一種生活體驗的記錄。
這種對俄國前衛藝術的重新詮釋在同時期另一位莫斯科藝術家Francisco Infante的作品中體現得更加直接。他在題為《致敬》(Dedication)的行為作品裏，也把馬列維奇至上主義繪畫構圖中的其中之一鋪在雪地上，同樣用白雪代替了原來的白色背景。藝術家賦予馬列維奇的繪畫以一種虛構的“生活”譜係，原來的繪畫由此走出藝術史，進入生活——就像《銀翼殺手》中的複製人一樣。這種生活譜係的附加以及此後藝術作品向生活記錄的轉變打開了一個空間，令各種其他譜係能夠被人以同等方式發現或發明，其中不少從歷史角度看頗具可信度：例如，我們還可以把至上主義繪畫的白色背景解讀為被各種官僚、技術或藝術文獻用作背景的白紙。這樣一來，文獻的背景也可以是白雪——如此，敘述題寫的遊戲就能不斷延伸擴大。
這種敘述題寫的戲劇在Sophie Calle的裝置《盲人》(Les Aveugles)中再度上演。1986年，藝術家記錄了她對盲人進行的一次調查。在這次調查中，她讓一些天生失明的人描述他們心目中的美。其中幾條回復提到了具象藝術作品，這些盲人以一種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描述了他們聽説的那些真實可見的作品。藝術家在她的裝置中將盲人的描述與所描述作品的複製品放到一起。在1991年的作品《失明的顏色》裏，Sophie Calle請盲人描述他們“看到”的作品，再將答案寫在紙板上，然後由藝術家把這些文本添加到馬列維奇、伊夫 克萊因、格哈德 裏希特、皮耶羅曼佐尼、阿德 萊因哈特的單色畫上。在這些呈現為社會學實驗結果的藝術文獻中，Sophie Calle成功地用一種動人的手法為過去的藝術品植入了另一條譜係線索，這些藝術品不僅包括傳統的具象繪畫，還包括通常被人認為是人造、抽象和獨立的現代主義繪畫。她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就是讓這些作品直面兩種生活方式：觀看的生活方式與盲人的生活方式。此處，藝術再度被轉換為被記錄下來的生活。但這樣做使得人們不再將生活視為能夠或應該被複製模倣的可見的外部世界。當然，對於盲人來説，這個可見的外部世界從頭至尾就是一種敘述。生命的概念再度獲得了更加明確的生命政治含義——它不再與生命中的事物有關，而是與生命的存在方式有關，因而不能被繪畫描摹，只能被繪畫記錄。
最後，我們再看看Carsten Holler的行為作品《Baudouin/Boudewijn實驗：一次有關反常的大規模、非宿命論實驗》。該行為于2001年在布魯塞爾的原子能塔(Atomium)內進行。一群人被關在原子能塔內，在與外界聯繫完全切斷的情況下度過整整一天。Holler經常參與將前衛建築的抽象、“極簡”空間轉化為體驗場所的實踐——從另一個角度用文獻記錄的方式把藝術變為生活。此處他選了一處代表著某個烏托邦夢想，又不會讓人立刻想到室內環境的地點。但首先，這件作品暗指了類似“Big Brother”這樣的商業電視真人秀，此類節目中，一群人被迫在一個封閉空間內共同度過一段漫長的時間，節目就以拍攝在此期間發生的事為內容。兩相對比，商業電視記錄和藝術文獻記錄的差異變得非常明顯。正是因為電視節目的圖像如此流暢，讓人忍不住懷疑整個場景都受到操控，並不斷想知道在這些圖像背後，“真實”生活所在的空間裏到底正在發生什麼。相反，Holler的行為並不是展示對象，而只是記錄對象——具體來説，是通過參與者的敘述讓我們清楚地了解看不到的一切。在這裡，生活變成某種被講述和記錄但無法被展示或呈現的東西。這一點賦予了紀錄文獻一種直接的視覺呈現無法達到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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