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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與塵世的忠誠：尼采與當代藝術的未來可能
尼采的“未來哲學”孕育了“未來宗教”：如果説“權力意志”作為“未來哲學”構成了“隱微”教誨，那麼“永恒輪迴”作為“未來宗教”則相應地成為他的“顯白”教誨，前者是對自然的肯定，後者則是對塵世的忠誠。在他看來，正是“永恒輪迴”，體現了未來哲學家的“愛人”理想；正是“權力意志”體現了“對生命基本意志”的肯定和熱愛。無獨有偶。海德格爾亦認為，尼采歸根追問的是“存在者之存在”。“權力意志”告訴我們什麼是真正的存在及存在者，而“永恒輪迴”則告訴我們如何存在。與之相對，尼采所謂的“鷹”即“驕傲”乃存在及存在者，“蛇”即“智慧”乃如何存在。雖然尼采所謂的“超人”追求強力和權力，但其根本不在權力，而在於“忠實于大地”——在此意義上“超人”就不是“超拔者”，而倒是“降落者”。如果説柏拉圖主義、特別是啟蒙主義意在將自然“人化”的話，那麼尼采則意在將人“自然化”。這是尼采的微言大義，也是尼采思想對今日之當代藝術的啟迪所在。
當然，尼采也不乏值得我們警惕的思想。比如在《敵基督者》中，他明確指出，所謂的宗教是一種“民族性的宗教”，是基於對一種政治共同體認同的宗教。正是在這樣一個價值“視域”中，人類方能像荷馬神話和前蘇格拉底悲劇世界的英雄一樣，無限地熱愛甚至感激“自然和生命”，這正是尼采所捍衛的真正的“高貴的謊言”。竊以為，建立在虛無主義之上的民族認同感和國家主義無疑是尼采思想中所蘊含的危險所在。
因此，筆者認為只有作為“未來哲學”，當代藝術及其主體才能從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只有基於“權力意志”及其對生命的肯定，才能實現“永恒輪迴”這一價值向度上的對塵世的忠誠。事實是，這非但沒有導致後現代所謂的虛無主義，反而有效地克服了虛無主義的可能，且使得新的自我認同成為可能。退一步講，即便是尼采承認了其自身的虛無主義，也是高貴的謊言或虛無主義——“權力意志”的“永恒輪迴”，而不是低賤的謊言或虛無主義——頹廢的“虛無主義宗教”。可見，雖然尼采想竭力克服虛無主義這種“病”，但是克服本身就意味著他已經染上了這種“病”。所以，回到古代，回到前蘇格拉底時期，是不可能的。其之後的海德格爾亦然。惟一的可能就是如何將這種低賤的“病”變得高貴，這本身或許也是克服虛無主義的惟一可能。因此，如果説“權力意志”是一種政治性認同的話，那麼“永恒輪迴”則是其倫理性認同之體現。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尼采表現得“最為柏拉圖化（platonize）”。他殺死了上帝和真理，但是他絕對認肯宗教性和真理性。
由此檢視今日之當代藝術，顯然普遍被抽空了的正是基於“未來哲學”這一價值向度上的對自然、生命的肯定和對理智、塵世的忠誠。易言之，對於理智和塵世的忠誠或許是左翼尼采與右翼尼采二者所共用的一個價值前提，也是未來當代藝術的一種新的可能的出口。
需要贅述的是，就這樣一個題目而言，本文其實更像是一個導論或提綱，因為自80年代至今，尼采對於中國當藝術的影響顯然不是左右兩翼這麼簡單的概括所能涵盡的。比如就本文所選取的對象及其材料而言，也難免挂一漏萬，除了舒群、毛旭輝，除了汪民安、管鬱達，除了蔡國強之外，還有很多受其影響者，甚至影響程度超過他們的藝術家和批評家。而且，就影響本身而言，也是迥然有異，有些可能偏左，有些可能偏右，有些可能深入，有些可能浮表，還有一些可能具有多重性，如在邱志傑的身上，你會發現不同面向的尼采。……這些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探討。在這個意義上，本文或許僅只作為重新開啟這一問題的楔子而已。當然，這樣的討論絕非是重構尼采乃至哲學在藝術中的主體身份或支配地位，毋寧説是探掘哲學與藝術二者之間的對話關係，這也是視覺文化研究的基本前提。而這一對話之所以可能，也是因為不論哲學，還是思想，抑或藝術，都不是絕對抽象的邏輯，也不是純粹空洞的言辭，而是一種蘊藉著情感、文化、倫理及政治的生命織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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