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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尼采：新世紀以來的當代藝術與國家敘事
2001年10月，受上海電視臺的委託，蔡國強為當時在上海舉行的APEC（亞太經合組織會議）設計了大型景觀焰火表演。按照他後來回到泉州老家在宣紙上的草圖，作品包括“來自天上的賀禮”、“明珠耀東方”、“百舸爭流”、“紅地毯”、“噴泉”及“紅、黃、藍牡丹”等主題（其中有些是之前的表演中實現的，而有些草圖上的計劃因為各種原因並沒有實施）。在現場，他指揮動用了超過2.6萬枚煙花火藥，由上海黃浦江面到東方明珠塔1800米之地，上演了長達20分鐘的焰火爆破，引起國內外廣泛的關注。2008年8月8日晚，在第29屆奧運會開幕式上，蔡國強再次燃放焰火——《歷史足跡》。29個巨大的焰火腳印，沿著北京的中軸線，從永定門、前門、天安門、故宮、鼓樓一步步走向奧運會主會場，象徵著第29屆奧運會一步步走進中國、走進北京。按照蔡國強自己的説法，實際上，這次奧運會燃放焰火，是他自己去競標的。在他看來，參與奧運會創意是一個機會，讓他能進一步思考中國文化的精華在哪，什麼是它的視覺特徵，什麼是它的美學特徵。這些思考也許不一定能通過奧運會傳達出來，但因為這個事情可以讓他繼續去思考。顯然，這背後隱含的是一種文明自覺與國家認同。一方面，這一文明基調——作為四大發明之一的火藥和基於中軸線的設計——的展示正是基於外部視野的創造，另方面，作為一個現代國家，中國如何面對自身的傳統與文明及西方的思想與文化，這是基於內在視野的考量。亦如他自己所説的，因為當時“對所生活的那個時空感到壓抑，用火藥爆炸這種破壞性的活動，使自己獲得解放。另外，火藥爆炸産生的偶然效果，使我推翻了某種保守的造型慣性，通過爆炸的偶然性，産生對傳統文化負面壓力的突破”。
與之相應的是徐冰的“鳳凰”，根本上也含有一種與之相類的國家認同和整體性敘事。毫無疑問，蔡國強、徐冰的創作定然不是受尼采啟發，但是它卻潛在地回應了2000年以來隨著古典政治哲學的興起，特別是尼采思想中右翼（柏拉圖之政治哲學）一面的抬頭。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姑且將蔡國強等這種國家敘事稱為右翼尼采主義。
尼采認為，只要是迎合體制與大眾的，就是一種“末人”的選擇，而這其實是一種謊言。而在早期的著作《悲劇的誕生》中，尼采其實已經以“錯誤的語言”表達了一個“正確的問題”：生命究竟是需要真理還是謊言？假如沒有謊言，那麼生命是否還有意義？
誠如列奧·施特勞斯所揭示的，柏拉圖主義表面上將“謊言”設定為真理，但事實上，背後隱含著的恰恰是對等級秩序的捍衛。尼采也認為，民眾信仰的“真理”（謊言）都不過是哲人“權力意志”的創造。這便告訴我們，哲人明白其裏，而民眾則受他欺騙。作為謊言的信仰“真理”在此是“顯白”教誨，而柏拉圖所謂的等級秩序和尼采所謂的“權力意志”則是其“隱微”教誨。
當代藝術作為一種謊言，這是一種“顯白”教誨。其背後隱含的則是體制性認同及其政治哲學主張。此為它的“隱微”教誨。換言之，正是作為謊言這一“顯白”教誨，才使得這一“隱微”教誨成為可能。在這裡，“顯白”與“隱微”並不是視角的內在之別，而是視角的高下之分。尼采説：“顯白論者……由下至上看事物，——而隱微論者則由上至下。”可見，作為一種“整全”視角，“隱微”視角不僅高於、而且包容和肯定了“顯白”視角。這意味著，政治不僅高於、而且包容並認肯了這些謊言。在這個意義上，尼采已經預示了國家認同與敘事的必然性。
柏拉圖曾説，一個完美的城邦需要“高貴的謊言”，尼采亦認為，一種健康的生命需要希臘悲劇這樣高貴的藝術。在這一點上，此時的尼采與柏拉圖是一致的，即：真理對個人及共同體的生命來説都是致命的，因此必須用謊言掩蓋起來。而所謂的當代藝術的中國認同，不僅是謊言的認同，而且是一種“低俗的謊言”的認同。這使我們不得不進一步追問：如果當代藝術是一種“低俗的謊言”，那麼其作為真正的“高貴的謊言”是否可能呢？
儘管早期的尼采與柏拉圖之間不乏內在的一致性，但是最終他還是放棄了柏拉圖主義對民眾偏見的屈從和迎合。毋寧説，他承認的是柏拉圖的政治哲學，而非柏拉圖主義。與柏拉圖主義導致的理性主義及其危機不同，柏拉圖的政治哲學非但沒有迎合民眾偏見或政治需要，反而尤其強調在哲學與政治之間保持健康的平衡與必要的張力。可見，此時的尼采已不再認同柏拉圖所謂的“高貴的謊言”——即尼采所謂的“低俗的謊言”，而是以“理智的誠實”——即尼采所謂的真正的“高貴的謊言”——取代了這一（柏拉圖的）“高貴的謊言”，以激情和孤獨取代了節制與正義，並以此預設了一個“未來哲學”，一個關於“權力意志”的“永恒輪迴”的“未來哲學”。
2007年，邱志傑在《重讀尼采》一文中提出了尼采是一個“唯境界論者”。他説：“尼采其實是一個唯境界論者，既不是唯心主義這也不是唯物主義者。境界是客觀的，並非人可以憑心力心願改造，境界也非同於物。只要是衝突爭鬥之境，都會呈現出興衰成敗，有大變大動之美，這美是殘酷的，個人在其中的遭遇是悲劇性的，但是因此煥發出崇高的生命力。只要是這種力與力相衝激之亂局，尼采便以為是生命的真相。……在這裡，‘意志’代替了上帝。”顯然，邱志傑已然意識到尼采所謂的生命政治不是一種純然的身體本能，而是一種極富悲劇感的“崇高生命力”。其中，他尤其強調了尼采思想中的整體意識對我們今天當代藝術的反思意義。在這意義上，實際上已然隱含著一種右翼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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