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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是近代民主革命家，五四時期最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1912年1月出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發表《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宣佈廢除忠君、尊孔、讀經，改革學制，修訂課程，實行小學男女同校，推行義務教育和社會教育等。1917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1928年直接推動了國立杭州藝術院的建立。作為學者，他主張“學”與“術”的結合，將文化教育與民族未來的政治命運關聯一體;作為政治家和教育家，他又主張超離現實政治。1917年他在北京神州學會發表了《以美育代宗教説》的演説，強調在近代科學與哲學的發展以後，宗教對於智育、德育方面的影響力日漸減弱。宗教所具有的智識、意志、情感三種功能中，只有情感(美感)尚未脫離，美育被宗教作為刺激人的情感的工具而非純粹的陶養性靈之術。他提出應該由審美教育來代替宗教。“純粹之美育，所以陶養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純潔之習慣，而使人我之見、利己損人之思念，以漸消沮者也。”蔡元培的美學思想來源於德國哲學家康得美學的“純粹美感”，即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審美活動最終通向康得所説的人類精神生活的最終目標——理性。一個民族的歷史只能按最高的精神價值來估價，而藝術遠比政治、經濟有價值。藝術對情感和想像力的培育，使人類超越了現實生活中人與人的利益關係，成為文明演進的動力。1912年2月，從德國歸來的蔡元培就提出了“五育”的教育方針，即在“軍國民教育”、實利、德育之外，加上世界觀和美育兩種“超逸政治之教育”。對於審美的普遍性價值的信念使蔡元培堅信美育可以改變國民的道德水準，提升世人的情感，使之超越以現實利益為目標的政治，陶養性靈，日進于高尚
蔡元培早年受到歐洲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1903年曾與章太炎、吳稚暉共同創辦“愛國學社”，並組織義勇隊即後來的“軍國民教育會”。他所主持的“愛國女校”，實際上是培養秋瑾這樣的女革命者，“自36歲以後，我已決意參加革命工作，覺得革命止有兩途：一是暴動，一是暗殺……又以暗殺于女子更為相宜……”1907年蔡元培赴德國留學後，從激烈的政治言論轉向平和公正的學理。通過對德國哲學家弗裏德里希·泡爾生的倫理學的翻譯和學習，蔡元培拓寬了對生命的理解，“世界中一切事業，亦竟不能以壽命極短之人類猝定其價值”，這樣，生命就不再局限于個體和現世政治，而進入人類文明的進化史。
基於非政治性的教育觀念，蔡元培試圖以一種理想化的方式將北京大學改造成為一個專門“研究高深學問”的大學，而非培養從事現實政治的官僚階層。蔡元培受到以洪堡大學為代表的德國教育制度的影響，主張大學以追求知識自身為目標，即知識理念的追求，是為了培養人的精神與道德，而非現實功利。他所提出的“學術自由，相容並包”，正是這一內在學術理想的外在表述，這導致他在北京大學教師的選擇聘用上，不問政治態度，只重其學問。
蔡元培的超越政治，並非指教育與藝術要脫離政治，而是指超越一時一事的“現實政治”，著眼于提升民族文化與精神素質，轉變人的心靈的“長治久安”，這是一種更為長遠的“歷史政治”或者説“審美政治”。在這方面，魯迅與蔡元培有內在的一致性，他在留學日本時，放棄對醫學的學習，轉向文學，注意到文學對於民族精神心靈的救治作用，超過醫學對於民族個體的醫療作用。五四時期的啟蒙思想家對於改造國民素質，參與社會改革有著不同的路徑認識，但是，只有蔡元培，明確地區分政治(意志)、科學(智識)與審美(情感)的各自獨立性，強調藝術不要成為政治、科學的從屬性工具，從而確立了藝術與審美在人類精神發展與文明演進過程中的獨特作用。在這方面，林風眠、潘天壽等人都具有這種注重審美價值，以藝術陶冶人的心靈，改變國民氣質的教育家眼光，並且將其潛移默化地深置於中國的學院美術教育中，成為中國美術學院的“學院精神”的重要構成基因。
林風眠
林風眠(1900—1991)是蔡元培最為賞識的藝術家和美術教育家，他追隨蔡元培，積極貫徹其美術教育思想。蔡元培在民國首任教育總長和南京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全國最高學術教育行政機關——大學院院長的任上，兩次力薦20多歲的林風眠擔任國立北京美術學校和國立杭州藝術院的校長。1926年3月，26歲的林風眠接任國立北京藝術學校校長，于1927年主持籌辦了北京藝術大會，力推藝術走向社會，走向十字街頭，反對貴族的享樂的藝術。1928年，林風眠在國立杭州藝術院校長任上，因其低調工作，美術界對他多有誤解，他乃撰寫《致全國藝術界書》一文回答。在文中，他深感中國缺乏藝術的陶冶，主要的原因，在於沒有真正創造的藝術品，國人因沒有東西可賞鑒而卑視藝術，不談藝術，藝術愈趨愈下。
他談到自己在北京藝專校長的任上，一是延續歐洲的工作，一是改造藝術學校，集中藝術界的力量，扶助青年作家，以打破藝術上對傳統的模倣，傾向於基礎的練習及自由的創作，更以藝人團結之力，舉辦大規模之藝術展覽會，以期實現社會藝術化的理想。
在這篇文章中，他進一步闡述了蔡元培在《以美育代宗教説》中的思想，即“人類為求知識的滿足，所以有哲學之類的科目;為求意志的滿足，所以有政治之類的方法;為求感情的充實，故于文哲政法之外，又有藝術，一方面創作者得以自滿其情感之欲，一方面以其作品為一切人類社會的一切事物之助!”強調藝術是感情的産物，有藝術而後感情得以安慰。他專門討論了以“藝術代宗教”之後，強調藝術的影響在於他的美與力，強調藝術是人生一切苦難的調劑者，調和生活的衝突，傳達人類的情緒，使人與人之間互相了解，喚起大公無私的同情心，給予人間和平。
林風眠特別提示人們，“中國現代的藝術，已失其在社會上相當的能力，中國人的生活;精神上，亦反其尋常的態度，而成為一種變態的生活;小與人間，既失去人類原有的同情心，冷酷、殘忍及自私的行為，變為多數人的習慣，社會前途愈趨險惡。”最後，他特別呼籲藝術界團結起來，創造更多的藝術創造品，集中國人對藝術的視線，增加社會上對藝術的認識。
林風眠早年和晚年的創作，都具有關注社會民生和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情懷。中年以後的藝術實驗，不再拘泥于中國水墨傳統而取中西融合的道路，對20世紀後期中國現代水墨的發展具有先驅性的深遠意義。有學者認為，林風眠在國立杭州藝專的近8年時間，實施穩定的“專科”學制(實則為專科名義下的大學)，造就了一大批在中國現代美術和美術教育方面的著名畫家和學者，其中的經驗非常值得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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