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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
有關20世紀中國藝術的現代化進程與其在全球化文化交流中的特殊性，可以追溯到20世紀早期特別是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的一批啟蒙思想家、教育家如魯迅、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等人有關美術的功能、特徵、意義等見解，以及他們對於中國美術發展的基本思路。這種基本思路就是美術對於國民文化、道德、經濟等方面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社會現實作用。這一思想後來由中國共産黨所接受，以毛澤東1942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為經典論述，突出了美術服務於社會與人民解放事業的現實主義特質與功能。新中國成立後，由徐悲鴻建立的美術教育體系將具有功利主義特點的現實主義美術逐漸普及全國，並形成了在某種意義上具有統一性話語權力的美術創作思想，進而深刻地影響了半個世紀以來的主流美術，也間接地影響了許多中國當代藝術家對於社會現實的強烈關注與干預意識。如果一定要從中國傳統美術中尋找這一思想的文化根源，那麼先秦孔子對於藝術和審美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的論述反映了中國主流的美學思想——“文以載道”，即藝術要符合“仁”的要求，包含道德的內容，是“美”與“善”的統一。但是如果深入了解蔡元培的學術思想和美學觀，可以知道他的藝術觀和美術教育觀涉及更為深刻的內涵，與我們熟悉的現實主義美術觀殊為不同。
20世紀初期的中國美術發展，深受西方美術傳入的影響，體現在美術教育方面，是傳統美術“師徒相授”的教育模式被西式的“學堂”教育所逐漸取代。
李大釗
自1898年“戊戌變法”後，清政府推行“廢科舉、興學堂”的改革措施，以攻讀“四書”、“五經”和博取功名利祿為宗旨的科舉教育逐漸為重視科學知識包括美術教育的學校教育所取代。分析中國早期留學生的學習內容和興辦的學校類型，可以看到，在美術方面，最早是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職業化教育的實業學堂，其中的美術教育內容主要是有關地圖測量、機器製圖等手工圖畫，它來自洋務運動富國強兵的革新理想。正如康有為(1858—1927)在《萬木草堂藏畫目》中所説：“今工商百器皆藉于畫，畫不改進，工商無可言。”1902年(清光緒28年)清政府頒布《欽定學堂章程》中規定，學堂大致採用日本學制，並且明確規定高等學堂、中學堂和小學堂部分科別須開設圖畫課。此後才逐漸轉向第二階段著重培養師資的師範美術教育(典型的如1906年的兩江師範學堂)。第三個美術教育階段則是專業的純美術教育機構的出現，西方的油畫、雕塑等純美術專業教育逐漸成為新式美術學校的重點，但即使是成立於1918年的國立北京美術學校和1928年成立於杭州的國立藝術院，也還保留著圖案專業，顯示了早期美術教育的實用色彩。
魯迅
1913年，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主管美術的著名作家魯迅先生(1881—1936)發表了他的《擬播布美術意見書》，提出美術可以致用於現實的三種目的，一是美術可以表見文化，即以美術徵表一個民族的思想與精神的變化;二是美術可以輔翼道德，陶養人的性情，以為治國的輔助;三是美術可以救援經濟，通過美術設計提升中國産品的形制品質，促進中國商品的流通。魯迅的美術思想是一種“大美術”的思想，即只要能夠“用思理美化天物”，雕塑、繪畫、文章、建築、音樂，都可稱之為美術。
五四時期的啟蒙人物還有陳獨秀(1879—1942)、李大釗(1889—1927)等人，前者主張對傳統中國畫進行激進的“美術革命”，引進西方美術教育中的寫實主義;後者強調美與勞動、工作、創造的密切關係，鼓勵人們“在艱難的國運中建造國家”，貫穿了一種無産階級改造世界的積極進取精神，實際上提示了一種對新的民族精神的期待。這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主義的核心理念，即提倡從西方引進的“科學”與“民主”，提升中華民族整體素質，進而使中國走向繁榮富強。五四新文化運動隱含的意圖不僅在於引進西方的文化産品，同時也引進西方的意識形態，藝術與審美教育在這裡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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