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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圖為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界遊街大會被拘留之北京高師愛國學生七日返校時攝
編者按
五四時代是一個大師輩出的時代。
五四的天空，是愛國的天空。那一代讀書人在青春年華的激情和行為，影響了爾後的九十二年，這種影響還在延續。
當年五四愛國運動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吹響“民主”與“科學”的號角，中國革命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應該怎樣紀念這場現代中國的偉大思想革命？用好這筆寶貴的資源和財富？
本報特設專版，回眸五四，重溫歷史。92年白駒過隙，歷史現場早被風雨滌蕩，流失歲月永不再來。但我們總想回眸，不為新鮮與好奇，只希望一次次的回眸，能夠有益於今天的堅守與開拓。
五四運動前後我都在北京大學讀書，參加過新文化運動，因此，對那一時期北京大學的情況，多少了解一些。我的親身經歷使我深信：北大1919年成為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和指揮部，同蔡元培先生的辦學方針有密切關係。
北京大學原名“京師大學堂”，辛亥革命後才改名北京大學。蔡元培先生來之前，校名改了，本質並無什麼變化，封建主義仍然佔統治地位。1913年我考人北大預科時，學校像個衙門，沒有多少學術氣氛。
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來北大，逐步使北大發生了巨大的、質的變化。他到校第一天，校工們排隊在門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禮，他一反以前歷任校長目中無人、不予理睬的慣例，脫下自己頭上的禮帽，鄭重其事地向校工們回鞠了一個躬，這就使校工和學生們大為驚訝。
蔡先生的辦學方針是“思想自由，相容並包”。他提倡學術民主，主張不論什麼學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應允許其存在；不同主張的教員，無分新舊，應允許其自由講學，讓學生自由進行鑒別和選擇。
在蔡先生這種辦學方針指引下，那時北大不但聘請左派和激進派人士李大釗、陳獨秀當教授，請西服革履的章士釗、胡適當教授，還聘身穿馬褂、拖著一條長辮的復辟派人物辜鴻銘來教英國文學，甚至連贊助袁世凱稱帝和籌安會發起人之一的劉師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壇。蔡先生主校以後，許多學者名流來到北大，一時人才雲集，面目一新。像魯迅(周樹人，教中國小説史)、錢玄同(教音韻學)、吳梅(教戲曲史)、劉半農(教新文學)等，都來到北大教書。李大釗、陳獨秀和他們一起，高舉科學與民主的旗幟，與封建主義思想文化展開鬥爭，為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開拓了前進的道路。
蔡元培為了貫徹自己的辦學方針，還採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例如，在他的提倡下，學校成立了各種學會(最有名的有“少年中國學會”，由李大釗、鄧中夏主持)、社團(如《新潮社》等)、研究會(如“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新聞研究會”、“書法研究會”、“畫法研究會”等)，還有“靜坐會”等體育組織。蔡先生還親自主持成立了一個“進德會”，師生都可入會，條件是：不嫖、不賭、不娶妾。學校還開音樂會，辦體育運動會，允許成立學生自治會。總之，是要努力把學生的注意力引導到研究學問、研究大事上來，讓學生有正當的文體活動，有健康的、高尚的愛好和情操。因為各類學術政治團體紛紛成立，校內經常舉辦講演會、辯論會，思考和討論之風盛行，師生都活躍了起來。無論在教師還是學生中，都有左、中、右，有共産主義者、三民主義者、國家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有立憲派，甚至有帝制派、復古派(如中文系裏的“國故派”)，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從那以後，學生們打麻將、吃花酒的越來越少，研究學問和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越來越多。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北大名副其實地成了國內首屈一指的高等學府了。
蔡先生當時聲望很高，但不輕視青年人。記得我當時作為一名學生，曾經向蔡提出：北大“中國哲學系”應改為“哲學系”，以便包括世界各國的哲學。蔡先生不因人廢言，接受了我這個青年人的建議，後來就在北大成立了“哲學系”，講授中國以及世界各國的哲學史和哲學流派。另一個例子：梁漱溟比我小半歲，投考北大未被錄取，他在《東方雜誌》發表了一篇講佛教哲學的文章，蔡先生看了認為是“一家之言”，就破格請梁漱溟來北大任教，講印度哲學。
蔡先生當校長期間做的最駭人聽聞的事是開放女禁。那時有一個勇敢的女生王蘭(王崑崙的姐姐)向蔡先生請求入學，蔡就讓她到北大當了旁聽生。這件觸動了封建主義神經末梢的小事，當時轟動了全北大、全北京。此後招生時，就允許女生和男生一樣地應考了。
那時，由陳獨秀等主編的《新青年》辦得非常吸引人，暢銷全國，李大釗同志等在《新青年》上發表了許多文章，為五四運動作了思想準備。我們學生組織了“新潮社”，由“新潮社”辦了一個雜誌，名叫《新潮》，與《新青年》相呼應。《新潮》的影響也很大，一齣版即在一星期內銷完，以致再版和三版。那年頭，辦雜誌要賠錢，我們通過文科學長陳獨秀向蔡元培先生請求幫助，蔡就決定由教育經費撥款支援辦了這個刊物。
北京大學的變化影響到了北京其他一些高等院校。如北高師、女師、法政專門、俄文專修、高工、高農等，也仿傚北大的樣子，成立了一些社團組織，有時還和北大合搞一些活動。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校共5000名學生遊行示威，有32名學生被捕，關在北河沿，其中北京大學就有20名。蔡元培先生本人雖然在五四當天沒有參加遊行，但他的同情是在學生一邊的。他曾經以北大校長的名義營救被捕者，以身家作保要求北洋反動政府釋放被捕的學生。五四運動得到廣大的工人、商人、學生的擁護，他們舉行罷工、罷市、罷課以示支援。北洋軍閥的頭頭們害怕弄得不可收拾，過幾天就把抓去的學生釋放了。
固然蔡先生有勇氣，同學們也有勇氣，可是北洋軍閥的勢力也很大。5月4日學生遊行示威之後，段祺瑞的有力助手、陸軍次長徐樹錚就命令他的部隊把大炮架在景山上，炮口對準北大示威。在這樣嚴酷的壓迫下，蔡先生只好剃掉了留長的鬍子，混上了火車，又到了歐洲，校務由他的秘書長蔣夢麟維持了下去。
編者注：5月7日，北京政府迫於輿論壓力決定釋放學生。5月8日擬下令查辦蔡元培並內定馬其昶為北大校長。5月9日，蔡元培“引咎辭職”，秘密出京。五四運動取得光輝勝利後，在北大師生與各方人士的強烈要求之下，蔡元培于9月12日由杭州返回北京，重新主持北大校務。
（本文發表于北京《文史資料選輯》1979年第9期，此處有刪節）（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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