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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我的習慣：晴天空閒時喜看畫，雨天空閒時喜讀文，白晝空閒時喜看畫，晚上空閒時喜讀文。自己覺得這習慣非出於偶然，有著必然的理由。這理由是畫與文的性質和晴晝與雨夜的感情所造成的。畫與文性質各異：看畫不必費時，不必費力，一秒鐘即可看出畫的大意；多看幾分鐘也盡有東西看得出來，時間和眼力腦力都很自由。讀文就沒有這麼便當，一篇文章大意如何？思想如何？非從頭至尾通讀一遍不能知道。就是“一目十行”。也要費一歇兒時光，而且你試想，“一目十行”的目，相當地吃力呢！講到人的感情，在晴天，白晝，若非忙著工作的時候，窗外的風日有時會對我作種種誘惑，使我的心旌有些兒動搖不定。若是沒有出遊的勇氣與地方，不得已而要找幾冊書消閒，勢必找畫冊，看時可以自由一些。倘找書看，若非很有興味或很輕快的書，往往不易潛心閱讀。能潛心讀書的，只有雨天，或晚上的空閒時光。那時外界的誘惑都消失。窗外的景色對我表示拒絕，我的心才能死心塌地的沉潛于書中。———但這也不是常事，疏懶之極，雨夜也無心讀書，只是閉目奄臥在床上看畫，不過所看的是浮出在腦際的無形的畫。
藏畫藏書的貧乏，可以用方法救濟。其法，每一種書看了一會之後，便真個把它們“藏”起來。或者用紙包封，或者鎖閉在特別櫥裏，使平日不易取閱。過了一年半載，再取出來。啟封展讀的時候，感覺上如同另買了一部新書。而書的內容，一半茫然，一半似曾相識，好似舊友闊別重逢，另有一番滋味。且因今昔心情不同，有時也會看出前次所未曾見到的地方來，引為至樂。這辦法，我覺得對於畫冊尤為適用。因為有的文章，看過一遍便可不忘，即使藏了好久，拿出來重讀時也不會感到什麼新鮮。繪畫是視覺美的東西，根本用不到記憶，其欣賞離不開畫本。故久別重逢，如同看曾經看過的戲。聽曾經聽過的曲，每次都覺得新鮮的。
上月我患足疾，回到鄉間的舊棲去靜居了一個月，有一天乘閒，拿出從前封藏著的兩包畫集來，在晴窗下瀏覽。一包是《北平箋譜》，又一包是《吳友如畫寶》。這兩部書不是同時買來的，也不是同時封藏的。記得我先買《吳友如畫寶》，看了一遍就封藏。後來又買《北平箋譜》，看了一遍也就封藏。現在同時發開兩包，好像一時買了兩部新書，倍覺高興。而同時欣賞這兩部畫集，又不期地發見了它們的奇妙的對照。似乎是有意選擇這兩部書，來作本文的話材的。
所謂對照，就是這兩種畫冊給我的感想完全相反，各具一種特色，各自代表著一種畫壇上最主要的畫風。《北平箋譜》是鄭振鐸、魯迅兩先生所輯的，內容都是畫箋。然而這種畫箋大都已經失卻了“箋”的實用性，而成為一種獨立的繪畫，專供欣賞之用了。北平人是否如此看待它，我不得而知。只是我的案頭假如有這樣的一刀信箋，我決不願意用“某某仁兄閣下”等黑字去涂蓋這些繪畫。所以我否認它們為信箋，卻把它們看作一種小型的略畫。《吳友如畫寶》可説是清末畫家吳友如先生的作品的全集（他長期為畫報作畫。作品極多。但這冊《畫寶》中各類皆有收羅，可説是全集了）。但是大多數作插畫風，注重題材內容意義的細寫，大都不能稱為獨立的繪畫。稱“箋”的像畫，而稱“畫”的反不像畫，這不是奇妙的對比麼？
然而我並非對於二者有所抑揚。我對於二者都歡喜，只是欲指出其性狀之相異耳。相異之點有二：在內容上，前者大都是“抒情的”，後者大都是“記述的”。在形式上，前者大都是“寫意的”（或圖案的），後者大都是“寫實的”（或説明的）。故前者多粗筆畫，後者多工筆畫。現在須得把兩者分別略敘一下。
《北平箋譜》中的畫，完全是中國畫風的。中國畫最小型的是冊頁，但它們比冊頁更小，可説是中國畫的sketch〔速寫〕。有的只有寥寥的數筆，淡淡的一二色，草草的幾個題字，然而圓滿、調和、雋永，有足令人（我）把玩不忍手釋者。我覺得寥寥數筆，淡淡一二色，與草草數字，是使畫圓滿、調和、雋永的主要原因。嘗見這種箋譜的作者所作的別種大畫，覺得往往不及箋譜的小畫的富有意趣。為的是那種大畫筆致欠“寥寥”，色彩欠“淡淡”，題字欠“草草”。想見畫家作箋譜時，因見紙幅太小，故著墨宜少，因念須作信箋，故傅彩宜淡；畫既略略，題字自宜草草。因此每幅費時個多，大約數分鐘可了。即興落筆，一氣呵成。大畫所以不及小畫者，即在於此，然而畫材與題字的選定，倒不是數分鐘可以了事的。這有關於畫家的素養，不能勉強。襲用陳腐的古典者有之，但意味深長者亦不乏其例。把我所歡喜的摘記數幅在下面，以示一斑：其一幅繪蘿蔔白菜，題曰“願士大夫知此味，願天下人民無此色”。其一繪甘蔗與西瓜，題曰“但能嘗蔗境，何必問瓜期？”其一幅僅繪魚一條，題曰“單畫魚兒不畫水，此中自信有波瀾”。其一幅繪釣者，題曰“釣亦不得，得亦不賣”。其一幅繪遊方僧，題曰“也應歇歇”。其一幅繪扶醉，題曰“何妨醉倒”。其一幅畫酒杯與佛手，題曰“萬事不如杯在手”。其一幅僅繪佛手，題佛經中句“合掌恭敬而白佛言”。……皆巧妙可喜。但有多數思想太高古，使生在現代的我（雖然其中有幾位作者也是現代人）望塵莫及，但覺其題句巧妙可喜，而少有切身的興味。切身的興味，倒在乎他們的筆墨的技術上。尤其是陳師曾先生（朽道人）的幾幅。《野航恰受兩三人》，《獨樹老夫家》，《層軒皆面水》，以及無題的，三張綠葉和一隻紅橘子，孤零零的一朵蒲公英，兩三片浮萍和一隻紅蜻蜒（《太白》曾取作封面畫），使我久看不倦。陳先生的畫所以異於其他諸人者，是不用純粹的中國畫風，而略加一些西洋畫風（聽説他是東京美術學校西洋畫科畢業的）。然而加得很自然，使我只覺畫面更加堅實，更加穩定，而不見“中西合壁”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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