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再次站在歷史十字路口的歐洲，正在面臨戰略自主以及重振經濟等多方面挑戰。放眼未來，誰能扛起歐洲領導力的大旗？歐洲經濟“新引擎”正在出現嗎？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此展開討論。

田德文：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

董一凡：新疆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客座研究員

劉明禮：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

誰能扛起領導歐洲的大旗？

田德文

在烏克蘭危機走勢以及跨大西洋關係出現複雜變化的背景下，“誰能扛起歐洲領導力大旗”的問題再次引發關注。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因為議會選舉和政府換屆等國內政治議程，暫時無法代表歐洲衝在前列，加上英法兩國近期在與華盛頓接觸和維持對烏克蘭支援等方面四處奔走，國際輿論場中開始出現“英法軸心扛起領導歐洲重任”的説法。

確實，在美國開啟與俄羅斯的對話談判並威脅停止對烏克蘭援助的情況下，英國近段時間的表態和外交動作比較搶眼，儼然成為歐洲援烏主張的領導國家。對於英國這樣做的目的，一種分析認為倫敦只是在延續“離岸平衡”戰略。美國越來越明顯地轉向孤立主義，並且要求歐洲更多承擔自身防衛責任，作為歐洲一員的英國開始更大程度地擔憂來自俄羅斯的“潛在威脅”，因此繼續堅持援烏抗俄立場。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英國工黨尤其是溫和派本來就對歐洲一體化態度積極，再次執政後希望拉近與歐盟的關係。畢竟，英國“脫歐”越來越被認為是保守黨執政時期的一場“政治事故”，工黨以及英國不少民眾不想長期被隔離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之外。歐洲目前正處於新的歷史十字路口，當此時刻，在歐洲應對當前困局的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對英國來説不失為一個“再次與歐盟走近”的時機。

不管出於何種考慮，英國繼續支援烏克蘭的立場並向烏克蘭提供貸款等操作，對於彌合歐洲內部在援烏問題上的分歧確實起到一定作用。歐委會雖然在對烏支援方面態度堅決，但畢竟面臨成員國分歧的掣肘。英國加入其中並與歐盟機構保持一致立場，使應對烏克蘭危機和跨大西洋變局變成歐洲而不僅僅是歐盟層面的問題，歐委會在這方面的合法性和發言權隨之增大。

目前來看，英國加入歐洲對美協調和支援援烏的“陣線”，確實對美國特朗普政府形成一定牽制，給美方在烏克蘭危機中“退場”和緩和對俄關係增加了困難。不過，囿于自身實力以及複雜地緣政治環境等因素，英國雖然展現出準備“領導歐洲”的姿態，但實踐起來困難重重。在此背景下，英國或許會選擇與法國、德國等歐盟大國形成不同形式的組合。回顧歷史，這種大國組合長期以來都是歐洲大陸“均勢”背景下的地區領導模式。最新出現的所謂“英法軸心”説法，也是基於這種思維和背景。不過，法國現在國內政治形勢不夠穩定，總統馬克龍不斷就烏克蘭問題表達立場，並且強調歐洲戰略自主和防務自主，但因國內缺乏共識，實際行動遭遇掣肘。以最近提上歐洲防務討論議程的“核保護傘”問題為例，如果英法合作為歐洲盟國提供“核保護傘”，或許能夠提振歐洲面對華盛頓時的底氣。問題在於，相關提議能否在英法兩國國內獲得通過，英國作為游離于歐洲一體化進程之外的國家能否與法國形成緊密組合，都有不確定性。

在“英法軸心”尚難真正成型的情況下，歐洲當下面臨的某種“領導力真空”頗為嚴峻。在烏克蘭危機延宕過程中，主要躲在幕後的華盛頓在經濟上“大割歐洲韭菜”，在戰略上通過提升新歐洲國家地位等方式分化歐洲，導致法德等老歐洲大國形象和領導力受損。加之各自國內原因，“法德軸心”漸趨式微。

目前來看，剛剛贏得大選的聯盟黨領導人默茨表現出了帶領德國重拾歐盟領導地位的意願，但經濟社會發展層面的挑戰以及未來聯合政府執政效率尚難確定，導致德國接下來的實際行動力有待觀察。當然還有其他一些可能，比如德國選擇與英、法或者波蘭等其他新老歐洲大國加強協調，這也是未來提升歐洲整體行動能力的一個可能選項。

歐盟機構的自勉與無奈

董一凡

在跨大西洋關係變化引發地緣政治震蕩的大背景下，新一屆歐盟機構一邊自我勉勵地聲稱要加強政策領導力和促進成員國團結，一邊又不得不面對諸多無奈甚至尷尬的現實。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對美外交中被迫放低身段，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在訪美時甚至直接吃了美國國務卿魯比奧的“閉門羹”，類似的窘境反映出歐盟機構長期面臨的結構性短板。

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以歐委會為代表的超國家行政機構並不具備充足的經濟或政治權力來推進政策，它們影響歐洲內外事務的主要抓手是依託官員、專家力量及其政策網路，以政策溝通、法律規則制定、輿論塑造等方式促進成員國的立場共識，進而以歐盟理事會架構下的政府間協調來推進相關議程。在此過程中，歐委會制定的政策文件和框架本質上屬於“立法建議”，能否落地實施更多依賴於成員國的配合。從對歐債危機、難民危機等的應對來看，歐委會提供的更多是政策和技術供給，相關主張需要成員國轉化為本國法律才能真正落實。

烏克蘭危機加劇和激化以來，歐盟機構被認為大大增強了政策話語權，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常被西方媒體稱為“強勢主席”。具體而言，歐盟機構政治權力擴展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其一，借助政策建議爭奪政策影響力。近年來，歐委會在綠色産業、防務、數字經濟等領域頻繁起草並推進政策框架，2024年更是制定了“競爭力、脫碳、安全”的政策方向，併發布了《2024年單一市場和競爭力報告》，夯實歐洲在經濟破局中聚焦強化補貼和改革市場規則的大方向。在綠色能源領域，歐委會在“綠色協議産業計劃”“凈零工業法”基礎上制定“清潔工業協議”，聚焦以促進清潔能源發展降低能源成本、提升産業競爭力等。在防務領域，面對美俄加速對話談判、歐洲遭遇“越頂外交”、烏克蘭面臨“斷援”等複雜變化，歐委會迅速提出投入8000億歐元強化國防力量的“重新武裝歐洲”計劃，隨後舉行的歐盟特別峰會在此基礎上形成擴大防務開支、持續對烏支援的立場。

其二，將經濟權力投射到外交安全領域。經貿政策是歐委會專屬的職權範圍，歐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則實際主要由成員國主導。近年來，歐委會頻頻借助經貿行動及政策制定影響歐盟外交行為，比如歐委會挑起並推動對中國電動汽車的反補貼調查，即體現了該機構在對華政策上強調競爭性甚至對抗性的考量；歐委會推進《歐洲經濟安全戰略》、制定“反脅迫工具”、醞釀收緊雙向投資審查和出口管制規則等，均是推動歐盟借助經濟工具投射地緣政治影響力的舉措。

可以看出，在當前全球地緣政治緊張加劇、法德兩個大國政治穩定性和對外領導力遭到削弱的背景下，歐盟機構希望發揮更大引領作用，只是在現實面前“心有餘而力不足”。一方面，歐盟機構的相關政策倡議雖然聚焦歐洲在經濟、防務等方面的短板要害，但相關願景的實現仍需依賴成員國的意願和財力，比如“重新武裝歐洲”計劃提出新增防務資金，但在當前歐盟各國財政普遍捉襟見肘的情況下，該計劃的實施前景引發廣泛質疑。

另一方面，美國新政府在對歐外交中表現出了輕視歐盟機構的趨向，將歐盟機構和歐洲一體化進程看作“官僚”“低效”的象徵，反而熱衷於與歐洲主要大國尤其是右翼力量不斷壯大的國家加大接觸。因此，如何提振歐洲內部的團結與共識，同時更具主動性地把握與美國新政府的外交交往，在籌碼不足的情況下推動美國更加重視盟友利益，對於歐盟機構來説都是不小的挑戰。

南歐國家“翻身”成歐元區支柱？

劉明禮

在歐洲，以德國為代表的北方國家長期扮演經濟“領頭羊”的角色，但在過去幾年烏克蘭危機延宕過程中，地緣政治風險蔓延以及能源結構調整等導致歐元區經濟陷入低迷。在這番形勢下，南歐國家卻以相對穩定的表現成為“一抹亮色”。有歐洲媒體甚至開始討論，南歐能否成為歐洲經濟新的引擎或支柱。

最近幾年，南歐國家經濟增長確實呈現出一定的持續性。根據歐委會數據，2022年以來，希臘、葡萄牙、西班牙實際GDP增長率每年都大幅高於歐元區平均水準，比如歐元區2024年平均增長0.7%，上述三國則分別達到2.1%、1.5%和3.1%。“歐豬四國”的另外一個國家義大利雖未明顯超出歐元區平均水準，但也沒拖後腿。

南歐國家經濟這樣的表現並非偶然。一是結構性改革成效顯現。歐債危機以來，南歐國家削減福利等改革措施當然痛苦，但在提升經濟競爭力方面的效果開始顯現，改革取得進展也幫助這些國家獲得“下一代歐盟”（Next Generation EU）計劃的資金支援。二是這些國家經濟更大程度避開了地緣政治衝擊。歐洲國家在烏克蘭危機加劇以來逐漸停止進口俄羅斯能源，轉而尋找新的能源來源。較之歐洲北方國家，位於地中海沿岸的南歐國家在這方面具有地緣優勢，不僅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豐富，進口液化天然氣（LNG）也相對便利，因而所受衝擊稍小一些。

南歐國家經濟表現有望繼續好于歐元區整體水準，但要依靠這些國家引領困難重重的歐洲經濟，並非易事。一方面，這些國家經濟體量較小，“小馬拉大車”比較吃力。根據2023年的數據，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經濟總量加起來只有1.97萬億歐元，不到德國（4.19萬億歐元）的一半，在歐元區（14.59萬億歐元）中佔比只有13.5%。義大利經濟體量較之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更大，達到2.13萬億歐元，但其經濟表現尚難給歐元區提供足夠穩定的支撐。

另一方面，南歐國家經濟好轉很大程度上依賴旅遊業，這對歐洲其他國家沒有明顯的輻射效應，不像德國的汽車産業可以通過産業鏈分工帶動其他國家發展。同時，南歐國家的財政和債務狀況也不能説沒有風險。雖然現在歐洲金融和債務市場相對穩定，但南歐國家的財政赤字和債務還未恢復到可持續的水準。從過去的經歷看，一旦爆發重大風險，就會迅速蔓延，南歐國家往往難以倖免。

歐元區作為發達經濟體，競爭力的提升並非通過簡單的削減赤字、發展旅遊就能實現，關鍵還是要靠創新。正如歐委會新近發佈的《競爭力指南》中所言，全球50家頂尖科技公司中僅有4家位於歐洲。這份報告對歐洲的競爭力問題作出全面詳細闡述，但歐洲的問題在於，不是認識不到問題，而是缺乏解決問題的行動能力。競爭力問題是歐洲的老問題，進入21世紀以來就一直存在，而且競爭力相對下滑的速度越來越快。

要想解決這個問題，首先需從歐洲內部入手，尤其是應對“創新荒漠”問題。為什麼歐洲企業越來越不擅長、不樂於創新？歐洲內部已有不少人意識到，歐洲需要對自己的制度環境進行反思。歐元區是當今世界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區域性國家集團，但畢竟不是主權國家，決策受到多方掣肘，這是歐洲雖然意識到問題但難以有效解決的根源所在。

正因如此，歐洲要想有效提升整體競爭力，還是需要回到一個根本性問題，即歐洲一體化究竟向何處去？是否能夠通過進一步推進一體化建設來凝聚力量、破除障礙？有觀點認為，以歐委會為代表的歐盟機構知道問題出在哪但解決不了，因為沒有權力，但如果要獲得更多權力就需成員國更大程度地放棄和轉交部分國家主權。這就成了政治問題，在當下歐洲極右翼政治力量興起的背景下更顯複雜。

總之，歐洲經濟現象背後的本質是政治問題，是歐洲各國有關一體化建設以及發展等關鍵議題缺乏足夠共識的問題。南歐發展雖好，但畢竟不是歐洲決策的核心所在，短時間內恐難成為解決歐洲重大問題的頂梁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