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常務副國務卿坎貝爾不久前在一個活動上宣稱，中俄關係不斷發展“威脅”到了美國及其盟友的利益，美國政府必須努力“削弱”和“破壞”中俄關係。這番表態讓不少人感到意外，因為同是這位美方高官，之前曾以二戰和冷戰期間美國同時深入參與兩個戰區為例，堅稱今日美國仍能兼顧歐洲和“印太”。而且事實上，拜登政府這些年來已經是在歐洲、亞太和中東“三線作戰”。現在坎貝爾口風改變，不僅暴露美國對中俄深化合作的焦慮加劇，也再次印證了美國戰略界在中俄關係問題上長期存在一些不同觀點。

比如有種觀點推崇“雙重遏制”，認為美國需要帶領盟友在全球範圍內同步對中俄施加地緣政治壓力，削弱兩國在地區多邊機制中的參與度，限制中俄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近期美國學者提出的新“三個世界”劃分，正是迎合這種戰略思維的典型案例，其核心是將中俄綁定為所謂“全球東方”的領導者，獨立於“全球南方”群體並與“全球西方”對立。2023年，北約發佈的新戰略文件分別將中國與俄羅斯定義為“系統性挑戰”和“最重大威脅”，進一步加大對於此種敘事的塑造。這一思路的實質是試圖通過戰略上的“雙重遏制”和敘事上的角色捆綁，將中俄孤立於國際體系。

另外一種觀點強調“分化離間”，認為中俄對美國的“挑戰”存在程度上的差異，因而需要分清主次、區別對待，尤其是要利用利益差異在中俄之間“打入楔子”，製造隔閡和不信任，削弱中俄戰略互信和行動協同的基礎。美國戰略界一些人，尤其是部分“老牌”理論家信奉並倡導這一理念，認為中俄關係的深化對美國全球戰略構成“重大挑戰”，需要通過外交手段和經濟誘導等挑動兩國分歧。

還有一種觀點主張“剛柔並濟”，認為中俄關係日益深化既是兩國的戰略選擇，也是全球力量格局重組的産物。這派觀點認為，中俄雙方的核心利益大多分佈在不同地理區域，在亞太和歐洲地區的優先事項沒有太多競爭關係，而不斷強化這一夥伴關係的實際上是嘗試維繫自身霸權地位的美國。因此，試圖在中俄之間“打入楔子”的努力恐難奏效，美國需在“威懾”與“安撫”之間找到平衡，避免因溝通不暢或戰略誤判導致形勢失控，並在應對氣候變化、維持戰略穩定、人工智慧治理等問題上吸引中俄參與，強化西方對兩國的規則約束，避免其在關鍵領域與西方形成對抗。

從政策實踐來看，美方上述這些思路並非涇渭分明，而是在交替、疊加使用中形成複雜的混合狀態，一方面在歐洲和亞太地區不斷形成各類“小多邊”安全機制和推動供應鏈重組計劃，另一方面是圍繞所謂“動蕩軸心”“事實同盟”等的鼓噪和抹黑從未停止。儘管如此，這些策略並未如預期般奏效，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中俄雙邊關係的深化，並促使兩國在上海合作組織和金磚機制等多邊合作框架內的互動日益密切。

2024年是中俄建交75週年。縱觀冷戰結束特別是新世紀以來的中俄關係發展軌跡，兩國從未設定某個“共同對手”或假想敵，沒有將其他某一國或某組雙邊關係作為深化中俄戰略協作的“動力”，而是不斷超越冷戰時期的軍事政治同盟模式，強調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合作性質。兩國的戰略合作並不依賴外部壓力，更多是源於彼此的共同利益與發展需求。

雖然美方對於中俄關係多有攻擊抹黑，但中國仍致力於中美關係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強調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原則處理中美關係，同時堅定維護自身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而即便在烏克蘭危機持續延宕、俄美關係已觸及冷戰結束以來冰點的背景下，俄羅斯依然認為自己與西方並非“敵我對立”關係。2023年3月出臺的第六版《俄聯邦外交政策構想》明確提出，俄羅斯不認為自己是西方的敵人，也沒有與西方隔絕，對西方沒有敵意……在主權平等和尊重彼此利益的原則指導下，俄羅斯願意開展對話與合作。在實踐中，中俄從未通過對立來強化上合組織、金磚機制等多邊合作平臺，而是強調這些合作的“非西方”制度性探索價值，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漸進式改革。

歸根結底，美國戰略界一些人對中俄關係的誤判與焦慮，源自對世界多極化進程的遲滯反應以及對“戰略大三角”冷戰遺留思維的執念。儘管中俄在多個聯合聲明中強調，發展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並非權宜之計，不受一時一事影響，具有強大的內生動力和獨立價值，但“戰略大三角”依然被美戰略界一些人視為處理中俄關係的參照物。在那些人看來，中俄聯手意味著“大三角”的力量均勢被打破，將嚴重損害作為另一方的美國的安全和戰略利益。

然而，隨著當今世界多極化趨勢不斷發展，“全球南方”國家群體性崛起為國際秩序變革提供了新動能。任何通過“雙重遏制”強化對抗或通過“分化離間”製造分裂的戰略思維，都早已經不合時宜。推動實現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國際關係民主化，凝聚力量構建公正合理的多極世界，才是中俄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國際願景。在這種背景下，固守“戰略大三角”這一過時的框架來解讀中俄關係，顯然是刻舟求劍、緣木求魚的錯誤做法。（作者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