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著“歐洲經濟火車頭”之稱的德國，正在面臨嚴峻的衰退擔憂。要知道，德國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穩定的國家之一，二戰以來基本沒發生過嚴重的經濟危機。即使在冷戰後一眾發展中國家迅速趕超的階段，德國依然保持貿易順差，顯示出經濟模式的穩健與活力。

但近幾年，歐洲經濟這個穩健的“火車頭”似乎處於某種失速狀態。經濟上，綠色、數字雙轉型的結構性壓力，疊加新冠疫情、烏克蘭危機等外部衝擊，導致德國增長停滯、出口下降，甚至還出現了企業外遷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未來五年德國經濟增速都將低於美英法等國。政治上，國內利益加速分化，極右翼勢力崛起，“紅綠燈”聯合政府內部矛盾重重並最終提前解散。如此複雜背景之下，德國前路如何引發越來越多關注，有人開始質疑，“德國模式已經失靈”？

縱觀二戰後的經濟史可以發現，德國經濟發展本來也不總是一帆風順，“德國模式”的內核之一就在於韌性頗強。在經歷二戰後的高速發展期並創造“德國奇跡”之後，德國經歷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兩次石油危機衝擊下的滯脹時期。到20世紀90年代初重新統一後，東西德經濟並軌導致德國經濟再次衰退，直到2003年還被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稱為“歐洲病夫”。2005年施羅德政府大刀闊斧改革之後，德國經濟才重回健康發展軌道，並在歐債危機中成為歐洲事實上的領導者。

當前階段，德國經濟雖然面臨結構性壓力，但決定其韌性的基礎仍在。首先，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被認為是德國經濟總體穩健的制度保證。該體制以“秩序自由主義”為依託，結合了市場經濟原則和社會福利政策，旨在平衡經濟增長、個人自由和社會公正，因強調國家和各級政府以及央行、工會、僱主協會和其他一系列協調機構在經濟運作中的作用，也被稱為“管制資本主義”。其成功之處在於能在自由市場和政府干預之間把握平衡，同時保持經濟活力和社會保障的穩定性，尤其在經濟下行期能夠提供一張緩衝的“安全網”。

其次，健全的財政是保障政府對經濟影響力的重要杠桿。長期以來的財政緊縮傳統使德國的財政健康狀況在全球名列前茅。2020年以來，儘管面臨外部危機衝擊導致開支擴大，德國政府負債率仍維持在60%-70%的較低水準，同期美國約為120%，法國、西班牙為110%，義大利為140%。低負債率使德國政府能在經濟衰退期通過積極財政政策、擴大公共支出來刺激增長。在當前經濟承壓的情況下，雖然由於政府危機暫未出臺進一步的經濟刺激措施，但德國政府後續的財政政策空間依然較大。

同時，不同於其他發達國家普遍性的“去工業化”和“脫實向虛”發展軌跡，德國仍然保留著強大的工業部門和完善的配套體系。2023年，德國工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為28.08%，比2010年上升1.23%，製造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為18.96%，僅比2010年下降0.74%，這一比例高於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等其他主要西方國家。在經濟結構上，德國重視發展具有競爭力的技術密集型産業，機械、汽車、化工和電氣工業一直是德國四大支柱産業，出口利潤率高。根據法國方面數據，德國企業利潤率比法國企業高7%-8%，這相當於數百億歐元的競爭力差異。在新技術方面，德國在歐盟綠色科技製造業中獨佔鰲頭，在歐盟23%的全球出口份額中佔到近一半。另外，德國經濟體系金融化程度較低，與美國金融市場主導型經營模式不同，更偏向銀行主導型經營模式，這有利於實體經濟發展，限制投機和過度金融化的風險。

最後，以中小企業為主、強調國際競爭力的結構提升了德國經濟的抗風險能力和靈活性。德國99%的企業是中小企業，貢獻超過50%的GDP。這些中小企業中有大量的“隱形冠軍”，是細分專業領域的全球領導者，不少企業在國際上佔據專業市場份額的70%-90%。德國“隱形冠軍”企業在技術創新、産品品質、就業人數、出口貿易等方面表現出色，在德國經濟的創新支出中佔32%，研發支出佔35%，提供了超過81%的國家學徒培訓和職業培訓崗位以及超過60%的就業崗位，創造了97.1%的出口份額。

另外，所有權結構也有助於這些德國中小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約95%的中小企業由三個以內家族擁有，在德國DAX指數上市的40家企業中，有23家為19世紀以前創立，本世紀成立的只有2家。總體上，中小企業穩定的所有權結構和“船小好調頭”的特性決定了它們能夠快速響應客戶需求和市場環境變化，在面對危機時更加敏感並能迅速作出反應改善自身狀況。雖然近期面臨能源成本上升、供應鏈危機和市場變化等挑戰，但企業自身的努力加上政府的支援政策等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緩解外部衝擊的作用。

可以説，雖然德國目前面臨經濟低迷、競爭力下降、內部政治不穩、外部危機衝擊等不利因素，需要通過結構性改革尋找新的增長動力，但“德國模式”重拾穩健步伐的基礎還在。近期通脹率下降、勞動力市場企穩和第三季度重現溫和增長也顯示出積極趨勢，對德國經濟長期的韌性，外界或可以謹慎樂觀態度繼續觀察。（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