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印度智庫代表團剛剛結束對西藏的訪問。雖然他們在拉薩舉行的對話規模較小、時間較短，但此舉仍然可以被視為中印關係逐漸緩和、人文交流開始深入的一個良好開端。

近一段時間以來，中印關係出現了不少改善信號。12月18日，中方特別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別代表、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舉行了5年來首次特代正式會晤。王毅指出，回顧中印關係70多年來起伏跌宕的歷程，雙方積累的最寶貴經驗，就是堅持兩國領導人對雙邊關係的戰略引領，堅持樹立對彼此的正確認知，堅持奉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堅持通過對話協商妥處分歧。可以説，拓展人文交流，積極構建人文友好型的中印關係，是樹立對彼此正確認知的重要途徑。

2013年以來，中印關係經歷了複雜的階段式變化。從2013年到2016年，是中印關係的上升期。2013年，中印兩國總理實現自1954年以來首次年內互訪。2014年中國國家主席訪問印度、2015年印度總理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把中印關係推向新高度。當時，筆者正在新德里工作，親身經歷了這些重大外交活動，真切感受到中印兩國領導人對雙邊關係的戰略引領。

從2017年到2020年，中印關係進入動蕩期。兩國2017年在洞朗地區進行了長達70多天的對峙。這一段時間，印度對中國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表示了警惕。儘管如此，兩國間正常外交活動仍在持續。中印還創設了領導人非正式會晤機制，以增進兩國互信，促進雙邊合作。2019年印度非法成立所謂“拉達克中央直轄區”，致使中印關係轉入下行。2020年6月的加勒萬河谷事件，疊加疫情等客觀因素，中印關係進入冷淡狀態。

今年10月，習近平主席同莫迪總理在俄羅斯喀山舉行雙邊會見，積極評價中印雙方就解決邊境地區有關問題取得的進展。中印關係漸趨緩和。

作為大國間關係，中印關係在如此短的時間裏經歷了如此複雜的變化。這表明，中印關係變化雖然存在一定的客觀因素，但兩國人文交流水準遠遠落後於彼此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的提升速度，導致兩國對彼此的戰略認知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或許是一個主要原因。這一問題，需要更頻密的人文交流來加以緩解。

中印關係變化的一個非典型特徵是：兩國關係下行時，受衝擊最明顯的往往是人文交流。2020年加勒萬河谷事件爆發後，中印人文交流一度陷入停滯。以留學生為例，2019到2020學年，印度在華學生約2萬人。2020-2021學年，在中國新註冊的印度學生數接近於0。這一數字在2021到2022學年為8580人左右，在2022到2023學年為6500多人。中國在印度的留學生數量更是很少。2020-2021學年，中國在印學生約166人。這一數字在2021-2022年為46人，在2022-2023學年為15人到20人。到2023-2024學年是約25人。事實上，中印兩國都是國際學生的主要來源國。2021年，全球共有639萬國際學生。中國居第一位，提供了120多萬留學生，印度居第二位，提供了約80萬留學生。

這在一定程度上説明，中印人文交流水準相對較低，不太符合兩國28億多人民的體量和重要發展中國家的分量。而且，中印的相互認知受到雙邊關係和社會輿論的影響，表現出相當的情緒化特徵。尤其是印方，似乎很願意把恢復人文交流作為談判籌碼，而非視之為改善中印關係的重要需求。

2023年以來，為了推動人文交流的恢復，中印雙方都做了大量努力。去年11月，復旦大學南亞研究中心組織中國代表團訪問新德里，與印度基金會進行了2020年以來首次在印度舉行的中印二軌對話。隨後，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代表團訪問了印度。2024年上半年，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代表團也訪問了印度。2024年11月底，印度基金會代表團訪問復旦大學，進行中印關係年度對話。在西藏社科院等相關機構和部門的支援下，這次對話還在拉薩舉行了第二階段會議。

作為“全球南方”重要成員，發展是中印兩國共同的優先事項。兩國關係雖然偶爾出現一些波折，但都不是影響對方發展進程的主要因素。中印之間的對抗意識和鬥爭態勢，很大程度上是被部分人和勢力有意塑造的。在這方面，兩國需要通過“四個堅持”的寶貴經驗，尤其是密切人文交流加以應對。經過十多年的互動與相互適應，中印間具有了更好拓展人文交流的基礎性條件。

一是，中印互視的敏感性在減小。過去，印度對華高度敏感，它的這種敏感性在對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邊界問題，以及對中國實力上升等多個方面的態度上都有體現。經過這些年的發展，新德里已經充分認識到，兩國之間的和平與安寧是中印關係穩步前進的基礎。當前，兩國均認同要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看待雙邊關係。

二是，兩國的國際地位都更重要。2013年，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GDP是印度的5倍多。當時，印度GDP只居世界第10位。現在，中國穩居第二大經濟體，並保持穩健上升的勢頭。印度則快速發展，連續超越多個國家，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並有機會在2030年前後位居世界第三。這將是進入近現代歷史以來，人類社會所看到的最有意義的一大變化。兩個古老的東方大國將同時進入世界經濟的第一梯隊，這會為中印兩國間的直接人文交流提供基礎。

三是，兩國的輿論環境都更成熟。過去幾年，中印兩國的輿論環境不斷變化，都在以更加理性、平和的心態看待自己、看待世界。中國堅定做動蕩世界的穩定力量、和平力量、進步力量。印度也發生了一些變化。2023年11月和12月，筆者兩次訪問印度。當時，筆者看到的、聽到的大多是印度希望在世界範圍內推動“婆羅多敘事”、要做“世界導師”的雄心。從2023年底開始，尤其是進入2024年以後，隨著大選結束、內政變化以及經濟增速的放緩，印度開始更多地視自己為“世界之友”。這讓印度輿論環境發生了相應的變化，使之更容易開展對外交往和互動。

人文交流更多依賴於政府推動，這就需要中印兩國政府拿出更多資源，採取更加積極主動的措施，推動雙邊人文交流，以此彌補在兩國戰略需求與雙邊認知水準之間的差距，推動中印關係早日重回健康穩定發展軌道。（作者是復旦大學南亞研究中心主任、美國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