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2月14日電　題：中印文明如何攜手為世界貢獻東方智慧？

——專訪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樓春豪

中新社記者　張丹

中國與印度作為世界兩大文明古國，文明交流互鑒的步伐跨山越海，延續兩千餘年，創造出燦爛的文明成果。當下，作為全球兩大發展中國家，中國與印度的文明對話不僅關乎兩國自身繁榮發展，更關乎全球文明和諧共生。

與其他文明間的交流相比，同屬東方文明的中印文明互鑒呈現哪些特點？對推動文明多樣性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有何現實意義？近日，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樓春豪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和印度各自孕育了悠久燦爛的文明，兩者間有何異同？

樓春豪：中國與印度的文明歷史悠久，延續至今，發展出不同於西方的東方哲學體系，在很多方面有一定相似性。比如，中印文明都將“和”視作天下大道。中華文明倡導的“天下大同”與印度文明主張的“世界一家”異曲同工，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一脈相承。再如，中印文明都注重“人與自然”的關係。中華文明中的“天人合一”與印度的“梵我一如”，都強調順應自然規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此外，中印文明都非常注重家庭價值觀，將家庭作為社會最基本的社會單元，親情、孝道等是兩國的傳統理念。印度古代規範倫理價值和社會秩序“法論”（Dharma　shastra）的思想源頭可追溯到規範家庭祭祀的家祭經，而祭祖儀式同樣也是規範家庭乃至社會秩序的“孝道”的儀式載體，是儒家教化的核心要素，故有“祭者，教之本也”一説。

不過，中印兩國自然環境、社會結構、治理範式等不盡相同，雙方的文明傳承和文化習俗也存在不少差異。比較普遍的看法是，中華文明更注重“入世”，儒家、墨家、法家等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哲學流派都對“入世”有多角度論述，“學而優則仕”“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等，強調人們可通過自己的言行，影響他人、推動社會進步。而印度文化更注重“出世”，更多的是“重精神輕物質”“離欲出世、追求解脫”是印度文明中非常重要的內容。當然，無論是“入世文化”還是“出世文化”，都不是絕對的。

2019年5月16日，從印度加爾各答來到昆明交流訪學的學生，在昆明八中長城中學老師的帶領下，學跳中國舞蹈，並與該校師生舉行文藝聯歡。中新社記者　劉冉陽　攝

中新社記者：與其他地區間的文明交流相比，中印文明互鑒呈現出什麼特點？

樓春豪：中印兩種文明的交往交流是自發自覺、和平方式、真正意義的文明交流互鑒。我認為這是中印文明互鑒最為核心的特點，是由東方文明“和”的底色決定。中國和印度是搬不走的鄰居，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遍佈兩國交往足跡。貿易往來帶來人文交流，也無形中將彼此的文明融入對方傳統。中國古代造紙術、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術四大發明的傳入，極大推動了印度文明發展。而中華文明相容並蓄的特點，又使得印度文明的精髓得以與中華文明交融傳承。發源於印度的佛教約在兩漢時期傳入中國，並逐漸成為中華文明儒、釋、道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是佛教在中國發展的真實寫照，大乘佛教至今仍在中國盛行。隨之，印度的建築、文學、音樂等領域也與中國文化相互碰撞，對中國誌怪小説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

2017年10月4日《梵天東土並蒂蓮華——西元400－700年印度與中國雕塑藝術展》亮相四川博物院，展覽特別展出了來自印度的56件雕塑，以及中國的103件雕塑造像，再現距今1500多年以前中印兩國藝術發展的重要時期，東方大地上絢麗開放的並蒂蓮。　呂楊　攝

中印文明互鑒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雙方的交流是平等的、雙向的、共贏的。隋唐時期，許多中國僧人西行到印度學習，不僅帶回印度的文化與物産，也記錄下當時印度的文化風貌。由於氣候環境等自然因素以及史學傳統的差異，印度缺乏中國式連續不斷的史書編纂傳統，古印度的史料記載極為缺乏，法顯的《佛國記》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記》成為研究古印度的重要史料。中國明代著名航海家鄭和七下西洋時，曾多次到訪柯枝國（今印度科欽），大大促進了兩國經貿和文化聯繫，當地人至今仍保留並使用著鄭和當時傳授的“中國漁網”。

近代以來，中印文明交流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共同的歷史記憶和對民族獨立的追求。1924年，泰戈爾訪華，極力推動中印兩國文化交往。中國抗日戰爭期間，被譽為“印度白求恩”的柯棣華醫生始終在一線救死扶傷，最終犧牲在晉察冀抗日前線。

中新社記者：中國和印度作為兩個正在崛起的發展中國家，能否實現“龍象共舞”，攜手為世界發展貢獻東方智慧？

樓春豪：如今，中印同為發展中大國，總人口超過全球三分之一，加之兩國在G20、金磚國家機制、上合組織中都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南南合作、氣候變化、能源安全等領域有著廣泛共同利益，兩國能否攜手合作，關乎亞洲乃至世界的未來。

將中印交往史鋪陳開來便能知曉，和平友好是主旋律，分歧只是插曲。甚至可以説，如何妥善管控和處理放眼全世界都少見的、異常複雜的殖民遺産導致的問題，更能顯現出中印兩大文明的智慧。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需要明確兩點：首先，鄰居是搬不走的。中印兩國的現代化之路都需要和平穩定的周邊關係。其次，中印攜手發展是廣大南方國家的期盼，印度是殖民者“分而治之”策略的直接受害者，理應明白中印分歧終將損害中印乃至全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無論是自身發展還是國際環境，都需要中印有足夠的智慧求同存異，向世界分享東方智慧。

比如，東方思想中普遍認同的“天人合一／梵我一如”，就被季羨林先生視為“關係到人類發展前途”的思想。當下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所帶來的包括環境污染、貧富差距、經濟危機等負面影響，恰恰需要東方智慧給出新的解決路徑，中印兩國可以通過自身探索實踐為更多發展中國家提供經驗，並以自身影響力為南方國家爭取更多權益，從“龍象之爭”真正走向“龍象共舞”。

2016年3月27日，在昆明學習和工作的印度民眾與中國朋友一起，相聚雲南民族大學，慶祝印度傳統節日灑紅節。灑紅節是印度最重要的節日之一，人們互相拋灑彩色粉末，迎接春天的到來。　中新社記者　劉冉陽　攝

中新社記者：中國和印度應該從哪些領域具體推動務實合作？

樓春豪：首先是加強文明對話和文化交流，這對於消除偏見和刻板印象、加深理解、增進共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曾經中印間的官方溝通渠道和機制很豐富，民間智庫交流、留學生互換、旅遊業合作等較為熱絡，但近年來的交往情況不盡如人意。雙方需要儘快恢復官方和民間的交往交流，為人員往來互動營造良好環境。這方面印度需要做出更大努力、展現更大誠意。

其次，加強經濟領域合作。2014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印度，是莫迪總理第一任期首位到訪印度的大國領導人，雙方達成“兩國各自的發展進程相互促進，決定實現優勢互補，構建更加緊密的發展夥伴關係”的重要共識。近些年，印度採取對華歧視性經貿政策，嚴重影響到中印經貿關係發展和中國企業在印度的正當利益。下一步，印度需要改變其將經貿問題政治化、安全化的做法，為兩國經貿關係發展營造良好政治氛圍。

再次，加強治國理政經驗交流。如前所述，中印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諸多相似難題，兩國有必要就保護生態環境、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解決龐大人口就業、抵禦西方文化霸權主義、打擊民族分離主義、保障能源安全等共同難題，深入推進治國理政經驗交流。當然，中印之間的互鑒，並非原樣照搬，更不是任何一方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向另一方強制指導和輸出，而是一個結合各國實際與國情不斷本地化的過程。

最後要強調的是，中印雙方應加強媒體、出版、教育等文化領域的合作。長期以來，阻礙中印交往的因素之一是“他塑困境”，印度民眾的對華認知不是來自中國傳遞的資訊，更多信源和觀點來自西方。我們可進一步拓寬、豐富與印度的溝通渠道，為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喜好的中印人民建立起更加個性化、人民群眾更加喜聞樂見的“傳播立交橋”。（完）

受訪者簡介：

樓春豪。受訪者供圖

樓春豪，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中國南亞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印度友好協會理事，國家級人才稱號獲得者。長期從事印度和南亞的區域國別政策研究，曾在印度國防研究分析所、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訪學、美國亞太安全研究中心訪學。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課題1項，出版專著《印度財團的政治影響力研究》一部，發表中英文核心論文數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