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到府，可以吃一顆糖，在這裡寫下自己的童年秘密。

童年秘密檔案館臨街而設，常有行人路過。

童年秘密檔案館內的秘密閱讀區，任何人都可以坐下來翻閱檔案。

檔案館的玻璃櫥窗上貼著以往舉辦過的兒童議題的活動海報。

檔案館外，玉林東路社區熱鬧的小廣場，常有老人和孩子在這裡休閒娛樂。

11月13日，胡燕子和創新學校的學生在討論如何讓檔案館兼顧公益性與盈利“活下去”。

“我知道媽媽在電視遙控器上放了頭髮。”

“我的玩具是外婆的藥盒。”

“我想向被我扇過耳光的同學道歉。”

“我無意間翻到了一張紙質舊舊的領養證明。”

一頁一頁。孩子們的心事從未如此靠近。它們被寫在幾千張檔案紙上，安放在一個叫作童年秘密檔案館的房子裏。寫下秘密的人，既有20世紀40年代出生的老者，也有2019年出生的孩子。

無論秘密曾令人竊喜、不安，還是羞恥、憤怒，童年秘密檔案館的創始人胡燕子都將它們展陳出來，照以柔和明亮的燈光，供人翻閱，但不允許拍照。

為了能觸摸紙頁上的字跡與淚痕，胡燕子沒有塑封紙張，只是一張一張簡單疊放著，每10年歸一檔。

曾經的孩子、現在的孩子，快樂的孩子、難過的孩子，都能在這裡找到同伴。

他們將自己的心事東躲西藏，到頭來發現，原來沒有什麼秘密是獨特的。對無助的孩子而言，這是最大的安慰，是秘密之間的相互擁抱。

秘密錄入室裏放著一罐彩色糖果，標簽上寫著：“甜的，糖，想吃可以拿。”館長郜潔從來不主動打探什麼，當訪客步入那個小屋，她只是靜靜地坐在外面，等待聽到糖紙被剝開的一聲脆響。

“這是一個什麼地方”

檔案館30平方米，挨著成都市玉林路的一個社區小廣場，免費開放。

一個8歲的小女孩跑進來，説這兒太“暗”，沒有童年的感覺——沒有滑梯，沒有木馬，只有白墻、黑字、桌椅和檔案架。不止一個人來問：這裡是不是自習室？

作為一個有10年策展經驗的藝術家，胡燕子當然考慮過顏色。只是檔案裏的秘密各異：“小時候的時光是金色的。”“童年是藍色的。”“童年的天空是灰色的。”沒有一個顏色能概括所有的童年，她只有退回黑和白——這在設計上被稱為“沒有顏色”。

更重要的是，她不想讓色彩和元素拉走訪客的注意力，而是回到白紙黑字的檔案上，看人。

整間檔案館，她最在意檯燈。每次走進館裏，她都要來回調整，使它照在白色桌面上時，恰好有個圓形光圈落在正中央。

燈光會引導人的視覺：你可以排除干擾，在這個範圍內閱讀。

閱讀秘密，這很重要。如果不是抱著這樣的想法，胡燕子不會讓這個無法盈利的空間存續兩年之久。

2019年，她只是應邀參加了一個以“童年的秘密”為主題的兒童藝術展。她以關注普通人敘事的藝術方法，在成都的不同社區收集了近2000份童年的秘密，進行創作、展出。

但當3個月的展覽臨近尾聲時，胡燕子越來越焦慮。她不知道該如何處置這些秘密。不同於她以往做過的200多場展覽，這不是由個人創作的一幅畫、一張攝影作品，展覽結束就可以放在墻角。“它們向我展開了這麼多不同的處境，我要裝作沒看見嗎？”她猶豫不定。

展覽期間，由她擔任藝術顧問的社會組織解救了一個要尋短見的女孩。女孩在童年時因為被性侵，留下了很深的心理傷痕。胡燕子想起那些童年秘密裏也有同樣的遭遇。

“這些人都還活著，還有人勇敢地走入了婚姻、生了孩子。”她説，“我在想如果她在作出（自殺）這個決定之前，能在某個地方看到我們的檔案，是不是就會意識到，她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檔案裏的其他人都在堅強地活著，她不孤獨”。

這件事讓她堅定：秘密檔案應該成為一個真的檔案館，應當常態化，讓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個普通人能夠方便到訪，從這裡獲得療愈，最好還有求助路徑。

藝術展後，胡燕子爭取到了一塊會議室大小的臨時展覽空間。直到2022年，受成都市玉林東路社區邀請，檔案館成為兒童友好主題社區下的常態化空間。它臨街而設，使用大面積的玻璃櫥窗，向所有人敞開。

一個婆婆送來板栗，問這裡是不是大家都可以進來，然後熱情地拉起了家常。有老人來當整理檔案的志願者，也有老人看過檔案，説這很好，“把我們那個年代的事記錄下來了”。

一位西南民族大學的人類學博士生來這兒做畢業論文。在她看來，這是成都第一個將兒童作為議題的社區藝術案例，是用藝術解決社會問題。

也有人在這兒，什麼也不幹。幾個孩子騎著單車進來，碾了一圈就走，館長費了好大勁才把地上的車轍擦乾凈。有位爸爸帶著兒子來館內找貓，沒看到貓便走了。有位女士想讓父親待在館裏避風等待孫女下課。

這裡每日開館8小時，周內每日訪客量大約是10人，週末才稍多些。檔案館除了100多位志願者，只有館長，沒有工作人員——胡燕子只付得起一個人的工資。檔案館一年的基礎運營成本是10萬元，她要花三分之二的精力去別的項目上掙錢。

檔案館新來的館長郜潔，給秘密錄入室裏放了一盆毛線製成的黃色小花。在胡燕子起初的風格設計中，這是不被允許的色彩。但她認同郜潔“關照人”的用心。

郜潔發現，當她壓低聲音、輕柔地做導覽時，來訪者也會小聲走路、討論和翻看，整個空間就變得溫柔、認真。而當館裏空無一人，訪客的狀態會更輕鬆，因此她有時坐在外面辦公。

她特意給檔案館的門口挂了一個鈴鐺，有人走入，會叮鈴作響，像進入了一個童話世界。

白紙會説“沒關係”

一個女生從秘密錄入室裏走出來，到檔案閱讀區，翻看了幾頁檔案。

她轉身問當天的志願館長劉潔旖：“我能不能把剛才的檔案取出來？”

“她説自己寫了不太好的事。”劉潔旖不確定她是不是看到了一些幸福的秘密。她安慰道：“沒事兒，寫什麼都是可以的。”

童年秘密檔案館不限定“什麼是秘密”，也不限定“童年”的年齡範圍。在這裡，什麼樣的經歷與想法都不足為奇。

一個生於1996年的小孩的秘密是從來沒見過媽媽，另一個生於2008年的小孩也沒見過。有個2004年出生的孩子在紙上問：“留守兒童算秘密嗎？但我小時候並不覺得如何，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爸爸媽媽。”

在家裏翻出了領養證明的孩子，總是感到自卑、敏感、多疑，“為何我一齣生就被拋棄呢？”如果他能看到另一個秘密裏同樣關於“自卑、不如別人、敏感”的領養困擾，或許就知道這不是自己的問題。

秘密會告訴來訪者，有1978年生的孩子給討厭的老師凳子上放了釘子，有1996年生的孩子抽空了幼兒園園長的凳子。

一個80後説他孤立過村裏的小朋友。比他小20歲的孩子也坦言，小學曾經是霸淩別人的“壞人”。

和同伴把尿裝在水槍裏，去噴另一個“討厭的小孩”——有的孩子後知後覺：“當時就覺得好玩，後來知道這屬於霸淩，挺過分的，我還是感到非常的不對。”

南京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的王海英教授認為，秘密是社會互動的結果，不是個人獨自的建構。它所帶來的緊張感，也只有在公開的那一刻才能得到緩解。

這裡搭建了一個安全的“樹洞”。如一位訪客説，“秘密總是害怕受到傷害與不理解，但是白紙告訴她沒關係”。

有人衝進來寫完一張檔案就走。也有人猶豫、徘徊，直到把深埋已久的話寫出來，坐在那裏看著，靜靜地流淚。“我竟然寫出來了。”一位訪客説。很多人覺得，把秘密投入檔案箱時很舒服。

一個被欺負卻從來不敢向家人訴説的“乖孩子”也拿起了筆：“他們不懂體諒以及關心人，總是在責怪我的膽小怕事。長期以來，導致我的性格內向，對於情感，對於別人，很少信任，現在我在慢慢走出以往的經歷。”他一筆一畫地寫道：“看到這裡的人，希望你能感同身受。”

有人閱讀到這份檔案時，伸手摸了摸“感同身受”這4個字。

有人覺得看了別人的秘密，自己也應該寫下秘密作為“回禮”。“我們常把交換秘密作為關係升溫、拉近距離的方式，這説明秘密也不是所有都得藏起來對嗎？”一位訪客留言。

去重慶外出展覽時，胡燕子聯合藝術家趙雪彤把許多秘密畫了出來。她們收集了重慶當地小孩穿舊的衣服，把這些秘密的形象包裹起來，做成了柔軟的布偶，讓它們被所有人觸摸、擁抱。

當秘密經過反覆書寫，如檔案館的志願者梁馨予所説，便從無法言説的、帶著一定程度羞恥感的存在，變成了能被理解的事實或者議題。

從去年開始，童年秘密檔案館舉辦“檔案館之夜”系列活動，用微小但持續不斷的力量去關照兒童。獄警、未成年人保護工作者、應用心理學研究會會長、法律從業者、社會工作者和孩子、家長們曾經圍坐在這裡，討論“罪案中的童年”。

在這場持續了4個小時的討論中，有人説：“兒童的特性並非為天使或者惡魔，他們只是原始而敏感。”一位歷史系的學生提出，現代兒童觀的應有之義，是要捨棄建構天真無邪的兒童，尊重兒童的主體性。

一個小小的世界

在以成人為主導的世界裏，一個真正的秘密是：孩子們有自己和這個世界相處的方法，只是常常不被在意而已。

一個孩子不小心吞下了幾顆西瓜籽。為了避免它在肚子裏生根發芽，她嚇得好幾天沒有喝水，“快要被渴死了”。

一個女孩弄丟了她的娃娃，很難過，卻不敢哭。直到40歲，她寫下：“因為怕被人發現我把（她）當活的這個秘密。”

對靈異事件感興趣的孩子曾經“被嘲笑過”，被告知“那是假的”。但長大後他發現，這是“乏味生活中少有能讓我心動的樂趣”。這也是另一個孩子的想法：“小時候我總是弄不懂一些問題，一直弄不懂，但總是很快樂。”

在VCD、電視機和電腦把孩子引入室內之前，大量的童年秘密與自然有關，記錄著他們探索這個陌生世界的行動——把蜂刺拔了，舔一下蜜蜂的屁股，或許能喝到蜂蜜。抓著鴨子給它喂鹽，就能吃到鹹鴨蛋吧。地上跑來跑去的螞蟻，吃一隻才知道“有點酸”。

生活在“深山農村”的孩子經常會想“世界上的鬼神問題”，既害怕“它們”傷害自己，又期待“它們”能力強大而能實現自己的願望。

有個孩子摔趴在地上，看見了一株小苗。“鋸齒狀的葉子，散發出奇異的清香”，於是“據為己有”帶回家，種在花盆裏，長大後發現是一株野番茄。

看到木匠的硬幣，很喜歡，雖然“沒有什麼用錢的時候”，但也伸出手去“據為己有”，卻成為難以啟齒的秘密。

1920年，一位法國心理學家就曾提出：幼兒對於“秘密”的發現是一項巨大的成就，它標誌著幼兒“內心世界的誕生”和“自我領地的形成”。只是這領地像他們的個頭一樣，小得可憐。

有孩子在抽屜深處放了一個小小的手工口袋，裝著自己“到處尋來的寶藏”：精緻的小別針，畫著小人兒的卡片，小泥塑……有人在檔案紙上畫出了自己製作“秘密櫃”的摺紙示意圖，“這是從心裏渴望擁有自己的秘密”“它是什麼，不重要”。

現在，秘密的空間從幾平方釐米擴展到了30平方米，讓更多人得以進入，看到孩子們在有限的空間裏生活的策略。

50後生在物資匱乏的時代，吃一顆糖就記一筆賬，格外珍惜。在市場經濟熱潮中成長的80後開始學會掙糖吃，和小夥伴約好出門“做生意”——沿鐵道撿散落的廢鐵到回收站，賣得一毛錢。

“在小賣部，慎重選了一根最粗的果丹皮。”秘密的主人回味道，“回家挨了一頓暴揍，不過任何皮肉上的苦累，都無法磨滅那半根果丹皮厚重的果肉帶來的美好。”

沒有零花錢，又羨慕別的同學能買零食吃，就撬開家裏的小豬存錢罐，或者從媽媽買菜的錢包裏拿。有人不動聲色，有人被抓後挨了一頓打。“但之後，我媽就主動給我零花錢了。”

有個孩子省下早飯的錢去買辣條，為此嚇得好幾天沒睡好覺。他避開了所有人，“雖然他們都不認識我媽，但我小時候總覺得天上有一個間諜中心，每個人頭上都裝了一個隱形監視器”。

一個女孩在情書上畫了一個涂了一半的愛心，告訴她喜歡的男孩：“如果你也喜歡我，請涂上另一半。”回信的消息她等了接近30年。“最近才知道，信被他燒了，怕被大人發現，所以燒了。我的青春啊。”

因為沒有朋友，轉學後的小孩為了和大家拉近關係，就把父親收集的一些“花花綠綠的郵票”順出來送給小夥伴。最後被父親帶著“以負荊請罪的樣式挨家挨戶地道歉”要了回來。

喜歡的東西，也可以“撿”到。20世紀70年代的孩子撿到了鄰居的小豬玩具，想要，又不敢拿回家，只好放在一棵大樹下，想的時候就去看一眼。後來還是還了回去。20世紀80年代的孩子撿了夥伴掉的5元錢，害得對方“被媽媽揍”，自己也因為説不清錢的來由“險些被揍”。

為了成為“好學生”，一個孩子放學後，翻窗進了老師辦公室，偷偷修改了卷子的答案。他擔心“分數批下來後會被家裏人打罵”。有個調皮的孩子發現，老師會根據成績好壞調整處罰的力度：打架會被體罰，但打成績好的同學，“受到的體罰更多”。

為了成為“勇敢的孩子”，他們直到長大後才承認：總是逃避刷牙、喊著“書包太重”讓外婆下樓接、不情願被爸爸背在背上走夜路，其實都是因為怕黑。

一些孩子永遠記住了幫自己保守秘密的大人：假裝收到了補課費的物理老師，假裝沒看到雪糕袋從窗戶飄下的母親。

一些孩子卻很難擁有秘密。他們被帶到童年秘密檔案館“接受訊問”。家長催促著，反覆用語言誘導，試圖讓孩子説出秘密。父母扒著玻璃門觀望，拿著手機放大、拍攝。

“考上大學希望可以遠離這樣的管控。”一個孩子坐在裏面寫道，“現在我媽媽還在玻璃外面，窒息。我發誓我以後會做很多不被他們允許的事，來彌補我的現在。也許我確實會為此付出一些代價。”

童年不是帶圍墻的花園

一對父女來訪。小女孩寫下秘密，邀請爸爸也寫一段。但那位爸爸説：“我沒有秘密。”

有時候大人以為孩子“什麼都不懂”。有時卻會忽略，其實孩子“什麼都知道”。

他們知道無聲的愛意。一個孩子長大後仍記得，“爺爺會陪著我走很遠的路去買粉色的小發夾”。沉默寡言的父親騎自行車送兒子上學時，偶爾會把下巴放在他的頭頂，坐在前座的男孩把這個動作默默記了30多年。

“我深知父親的錢是開賭場掙來的，我小學不止一次因此被同學們挖苦。”一個2008年出生的孩子寫道，“我痛恨我的家人，儘管他們在之前給予過我無憂無慮的生活。”

從巧克力裏，小孩能嘗出“特權的滋味”。一個1980年出生的女孩回憶，因為父親在單位的後勤部門工作，因此得到一罐美味的巧克力。每次上學前，她都會帶上一塊，在同學面前享用。“想吃巧克力的同學會跟著我，向我索要，而我也是想盡辦法捉弄他們，有時讓他們背書或者幫我寫作業，才可以得到我的一塊‘賞賜’。”

“新童年社會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威廉姆·科薩羅認為，兒童會通過創造性地吸收、整合成人世界的資訊來解決同齡人自身的問題，在這一過程中，兒童得以創建他們獨特的同伴文化，並參與其中。

當一個老師把班上喜歡披頭散發、戴誇張發夾的女孩稱為“顛婆”，這樣的稱號會被學生口口相傳。“她也似乎變成了我所憎恨的對象。”一個孩子因此用“一知半解地從大人那裏聽來的性知識”策劃了一場惡作劇，把戴發卡的女生推向另一個男生，使他們的嘴唇相碰，以為這樣就會懷孕。

有的父母會把孩子關在門外，再開始爭吵。但家庭撕裂的聲音，小孩都聽得到。他們甚至知道大人不知道的事——母親扔掉的“出軌時的測孕棒”、父親手機裏出軌對象名字裏有“蘭”。

“我希望有一天，爸爸媽媽可以一起坐下來吃飯。”一個孩子寫道，“離婚後他們視對方為仇人，已經很久不見了。他們對我來説都很重要，但我不能當著媽媽的面講，因為她會傷心”。

影像時代到來之後，大人的世界愈加敞開，孩子們先後從“爸爸借回來的VCD裏”和“爸爸的電腦裏”，第一次看到了色情片。

當在班裏有了喜歡的女孩，1969年的孩子還“不敢説出來”，1997年的孩子趁早操溜進教室，“親了一下她的杯子”。而2007年的孩子小學二年級就號稱談了戀愛，“還一起去美國參加了比賽”。

孩子們先是跟著露天電影裏的戰爭片學做“陷阱”，又模倣《三國演義》割破手指，滴血立盟友。《古惑仔》一度使孩子們變得難以管教。看了家庭倫理劇的孩子覺得自己也可能不是親生的。

一個生於1998年的孩子説，小時候最快樂的事就是去外公外婆家瘋玩，長大後最不快樂的也是回外公外婆家，“因為沒有Wi-Fi”。

童年秘密檔案館也用一樣的辦法吸引孩子——給墻上挂了塊螢幕，播放性教育動畫和有關秘密的動畫。許多小孩跑來看。一個小孩看完，過幾天又帶弟弟來看。

“媽媽你看！”一個10歲的小女孩牽著妹妹，指著墻上“如何正視自己身體”的標語對媽媽説。

11月24日，“檔案館之夜”又邀請專業人士面向4-12歲的兒童開展了性教育兒童繪本戲劇課《我們的身體權》。

課上，當老師問：什麼是身體權？孩子們説：“是拳頭！”“是身體的全部！”“是要得到同意才能摸，不準亂摸的地方！”

孩子們拿著玩偶，在這裡學習説“不”。

秘密錄入室裏有一張紙，上面寫了10個電話，分別對應“如果你身邊的未成年人需要幫助”“如果你正在面臨情緒困擾”“如果你曾經或者正在面臨性侵或家暴問題的困擾”等情況。

檔案館的第一任運營負責人盧華説，在複雜的成長環境中，比起把孩子“保護得像個瓷娃娃”，更重要的是，要讓孩子學習如何在衝突中作出自己的反應。

不一樣的童年土壤

現在，作為孩子的領地，童年秘密檔案館歡迎所有人進入。

一位50多歲的父親專門來找自己兒子出生年份的檔案。他告訴胡燕子，他20多歲的兒子是“徹底的失敗者”，他們幾乎無法對話。他非常困惑，想了解這一代人“究竟在想什麼”。

35歲的胡燕子也曾追問過類似的問題：“為什麼我和我父母無法對話，而我父母和他們的父母更容易實現對話？”

她生於河南，在一個傳統的工人家庭長大，18歲離開故土求學，獨自在川渝地區生活了17年。“之前跟父母相處得不是很好，他們始終覺得做藝術不掙錢，我還做的是行為藝術，簡直是‘離經叛道’。”她笑著説。

“我開始意識到，我的父母和他們的父母生活背景比較類似，都是在老家，一種穩定的農耕生活裏。在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文化背景、生産方式裏，他們是更容易實現對話的。我是在快速的城市化和各種思想浪潮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他們無法去想像我的生活，這就是隔閡存在的原因。”胡燕子認為，“土壤”很重要。

她希望童年秘密檔案館能給人們這樣的啟發：“人的童年是被社會塑造的。在一個更宏大的社會背景下定位自己，才能看到自己，找到自己的原因。”

過去70年來，中國社會的變遷改變了童年的處境。

2001年出生的孩子想為家人做飯，炒菜時不知道應該用油，就用水“炒”了一鍋菜。“我超級嫌棄自己做的飯，但家人卻吃得很香。”

但1952年立夏，一個未滿6歲的男孩帶著不足1歲的弟弟在家，把僅剩的大米拿出來做飯吃，卻被幹活歸來的母親用柴條鞭打。那是四處借來，要栽秧用的米。

1978年至1991年，中國增加的城市數量相當於前30年增加數的4.7倍。一個1985年出生的孩子第一次到“大城市”成都，覺得空氣中有“潮濕的奶油味”。對2000年出生的孩子而言，珍貴的記憶反而是“有段時間姥姥、姥爺想回到農村種田”，才有了在“田地上、池塘中玩耍的機會”。

時間也改變了一些孩子的志向。一個1985年出生的孩子，“整個小學都羨慕能天天喝果珍的同學”。“我從小就立志要做生意，成為一個優秀的商人。”另一個孩子説。

有個孩子在租住的樓房里長大，但因為“家裏窮”，“沒啥傢具”，因此“特別好奇別人家長啥樣”。趁著鄰居家小孩虛掩大門下樓去，他偷偷進去參觀了他家的客廳、主臥、次臥，“還有小朋友自己一個人完整的空間”。

到後來，有的孩子甚至“擁有整棟房子”。他説：“其實我一個人在家待得不好，但家人都以為我待得很好。但我想，我對文學的想像也從那個時候開始了。”

一個2008年出生的孩子説，手機、遊戲、小説、閨蜜，就像她的家人，“我會用盡全力不讓他們受傷”。2011年出生的孩子想要一個能陪伴自己的機器人。

老人們在紙上畫下的童年記憶是河流、樹木與小鳥。一個生於2014年的孩子已經能畫出民用航空飛機、機場和地鐵的線路圖。許多孩子在紙上訴説起出國讀書的困擾。

他們來到了祖輩無法想像的大世界，卻説不清空間是變得廣闊還是狹窄。一個1999年出生的孩子面對檔案紙，“很想寫點什麼”，“但是我沒有童年”。“從8歲開始學奧數，舉一反三、望子成龍、牛吃草問題陪伴我到12歲。然後是小升初，奧數比賽，放假是鋼琴考級的時間，我堅持考到了9級。永遠沒有看完過1集《動畫夢工場》。”

這樣的心聲在00後的檔案盒裏反覆迴響：“想不通為什麼要算雞兔同籠。”“背書，競賽，語文，準備小升初，無休止的學習。”“我懷念（初中以前）沒有負擔的自己，也懷念那時年輕而富有活力的母親。”

一個2010年出生的孩子許願：“我想要一個快活的生活。”外面天氣很好，一群孩子跑到了小廣場上，開始學布穀鳥唱歌。

有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是童年秘密檔案館的常客。他總是帶著問題來這裡：為什麼樹是綠的，為什麼我要上補習班……他以為這裡是“童年秘密答案館”。

事實上，也可以這樣理解。檔案館靜靜地收錄、觀察著這些童年的秘密，正在為需要的人提供答案。

一些裂痕在這間屋子裏慢慢彌合。成為了父母的孩子在這裡反思：“昨天打了大女兒，説心裏話，看到她疼的樣子我比她還難受，希望我的女兒能理解媽媽的良苦用心。”

大人們在子女身上彌補自己曾經作為小孩的委屈。因為父親熱情招待別人家的小孩就想離家出走的孩子説：“現在想想才明白，孩子其實理解不了什麼是禮數，對父母的期待就是永遠把我放在第一位。現在做媽媽了，我會很注意孩子的情感和情緒需求，理解作為孩子的‘自私’。”

有個曾經被同伴欺淩的孩子寫道：“希望所有和我一樣的人，能勇敢説不，但也勇敢愛人。我再也當不了孩子了，但我會做一個永遠溫柔的大人。”

館長郜潔總能聽到糖紙被剝開的脆響，這裡的甜味被人們分享。夏天，一個大爺説，這個空間很溫暖，雖然開著空調。有個孩子在秘密裏寫，他每天寫日記，每次的最後一句，外婆都讓他寫，“我們的日子會越來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