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以中方沒有採取足夠有力行動阻止芬太尼通過墨西哥流入美國為由，宣稱將對所有中國進口商品額外加徵10％的關稅。美方這種説辭可謂漏洞百齣，難以自圓其説。

第一，罔顧事實。從中國禁毒強度與中美合作角度看，中國在禁毒問題上一貫堅持高標準嚴要求，係全球第一個正式整類列管芬太尼類物質的國家，列管芬太尼類物質品種達到25種，超過聯合國規定管制的21種。對中國在禁毒合作方面的誠懇務實，美方也在多個場合表示認可。從危機進程看，芬太尼濫用加劇了美國國內毒品問題，但美國公共衛生數據顯示致命過量服用已經有所緩解，美國邊境查獲的芬太尼數量在2024財年下降到21100磅，低於前一年創紀錄的26700磅。另外，美國量刑委員會發現，2023財年芬太尼販運定罪者中86％為美國公民。

第二，偷換概念。芬太尼前體以及被美國稱之為“增效劑”的甲苯噻嗪只是普通雜環化合物，不僅在自然界中分佈廣泛，常規應用於醫藥、農藥、染料及精細化工等領域，而且本身屬於合法化學品供應鏈中的重要組成，不受國際禁毒公約管制或在任何國際公認的違禁品名單之列。況且，美國國內近些年來芬太尼致死率飆升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地下作坊將多年前已橫掃美國西部的黑焦油海洛因或佔領東部地下毒品市場的粉末海洛因與芬太尼混合出售。因此，美方為掩蓋自身監管失范、治理失靈而炒作芬太尼前體的境外輸入，不過是欲加之罪、掩耳盜鈴，也根本無助於化解本國危機。

第三，別有居心。將芬太尼問題打造成“外交工具”並使之全面“武器化”，逐漸成為美國反華政客的慣用操作。從2024年4月美國國會眾議院“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發佈報告污衊“中國政府補貼芬太尼材料的製造和出口，並拒絕打擊非法市場”之舉可知，芬太尼“武器化”可能成為美國下屆政府利用對華遏壓實現“聚旗效應”的步驟之一。

事實上，近年來愈演愈烈的芬太尼濫用危機和芬太尼“武器化”在美國均非新生事物，而是其歷史和現實共同澆灌的“惡果”。單就危機來説，令美國政府頭疼的“芬太尼家族”不過是長期以來肆虐美國的阿片類藥物的最新變體，從禁酒令時代到20世紀80年代左右的海洛因危機，再到21世紀初氫可酮、可待因等天然／半合成類藥物氾濫，特別是全美熱議的大麻合法化之爭，都從不同程度澆灌、培育、助長了美國的“癮根”。而日益走向極端的個人主義立場、氾濫于網際網路的“喪文化”、將小劑量吸毒説成心靈釋放的中産階層自我迷醉、把服用精神活性類處方藥同時視為有色人種“劣根性”與白人特權等矛盾認知，進一步針對美國社會不同階層、代際、族裔開拓了龐大的精神活性物質依賴市場。在此基礎上，以大型藥企—保險公司—醫療及戒斷治療行業相互勾連、專業利益集團與藥監局等政府執法部門互相背書為核心的利益鏈，加劇了芬太尼及類似物質濫用對美國社會的破壞。

另外，將芬太尼等毒品“武器化”也是美國實現對外干預、干擾競爭對手的慣用伎倆。阿富汗“金新月”毒品帶的崛起、1980年玻利維亞的“可卡因政變”、1984年尼加拉瓜政變中“以毒養戰”的反對派背後，或多或少都能見到美國身影。

歪曲事實，不顧中美禁毒合作的既有努力和成果，美方説法讓人無法接受。為此被迫買單的首先是美國普通民眾。芬太尼濫用不僅成為18至45歲美國人死亡的一個主要原因，直接威脅美國民眾的生存權和發展權，還因為大量波及美國婦女和青少年，導致新生兒戒斷綜合徵人數激增、募兵人數嚴重不足等。對此，美國2025財年“國防授權法案”草案不得不禁止軍隊將接受大麻檢測作為入伍或服役的條件，該趨勢無疑將給美國的未來發展和國家安全埋下潛在“雷區”。其次，以芬太尼問題為藉口揮舞關稅大棒不但可能引發國內物價上漲，還將大大加劇貿易戰風險，削弱被加徵關稅國家與美國執法部門在禁毒領域共用情報和聯合行動的積極性，破壞聯合圍剿跨國販毒行為的國際合作網路。（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