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一些主流媒體最近“不約而同”地刊發文章，提到作為美國愛國主義源泉之一的“美國例外論”，正在美國尤其是其年輕人群體中“迅速消亡”。其中一篇文章援引1976年以來一項在美國具有全國代表性的大型民調，稱其結果顯示20世紀80年代初，67％的美國高中生認為美國制度是最好的；但到了2022年，已經只有27％的受訪者這樣認為。而且，這種下降勢頭是持續性的，與美國處於戰爭還是和平狀態或者經濟繁榮還是衰退，都沒有明顯的直接相關性。

這種狀況表明，美國年輕人對美國政治制度及其發展前景的看法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美國的“Z世代”尤其相信需對美國進行根本性變革，甚至包括政治文化基礎的改革。筆者認為，這主要是由以下原因所致：

一是進步主義思潮的影響。“美國例外論”的前提是“美國優越論”“美國特殊論”，這些理念基本都認為美國是一個與眾不同、較之其他國家和地區更加優越的存在。18世紀下半葉立國之初，美國是當時還普遍處於王朝時代的世界中為數不多的民主國家之一。美國的優越感和危機感同時存在，並且相互提供動力。“美國例外論”既是美國立國的思想基礎，也是美國在王朝時代的世界中保護自身主權和政治安全的主要思想武器。

二戰以及冷戰結束後，其他一些國家的政治體系迅速“西方化”“美國化”。美國也試圖將“美式民主自由人權”描繪成“普世價值”，借助包括顛覆別國政權或直接發動戰爭在內的種種方式向外輸出。但其中的悖論在於，恰恰是這種被標榜和包裝出來的普世性，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式民主的特殊性和所謂“優越性”。“美國例外論”隨之漸歸普通，美國也從曾經自詡的“山巔之城”變成“群星之一”。

另外，美式民主自我標榜的“普世性”並沒帶來經濟繁榮的“普世性”。很多政治上完成“美國化”轉型的國家，經濟上卻沒獲得美國式成果。這讓美國人曾普遍持有的“美國繁榮是因為美國民主，美國民主是因為美國繁榮”的敘事面臨嚴重挑戰。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認識到，民主與繁榮之間的相關性並不像他們所長期信仰的那樣。美國的繁榮可能更多得益於政治制度以外的因素，比如地理、資源等。美式民主政治可能只是其中一個條件，但非充分必要條件。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雖然再次授予制度經濟學派，但該學派也只能得出“沒有制度保障就沒有經濟繁榮”的結論，卻得不出“有了制度保障就能實現經濟繁榮”的結論。這一變化，在美國國內刺激進步主義思潮迅速擴張。進步主義主張尊重少數群體、強調平等理念，與“美國例外論”中自我標榜式的高高在上格格不入。也正因如此，美國民主黨群體中對“美國例外論”的支援度要遠遠低於共和黨群體。

二是美國民眾的現實處境與美國國際經濟地位漸趨失衡。冷戰時期，美國的國際經濟地位與民眾的生活水準世界排名具有明顯的統一性。換句話説，美國成為第一強國不僅僅是因為本國國際經濟地位居首，還因為美國民眾的經濟地位也居世界前列。當時，美國失業工人獲得的失業津貼甚至都能高於一般第三世界國家中上階層收入。但現在，美國中下階層民眾的處境與美國國際經濟地位的領先之間已經開始嚴重背離，這讓“美國例外論”在國內失去經濟支撐。很多美國人尤其年輕一代，缺少美國獲得冷戰勝利的“光輝歷史記憶”，對美國力量的“優越性”認知不詳，對“美國例外論”的認同自然有所減弱。

美國年輕群體的社會心理變化，無疑將會通過美式選舉投票等政治參與機制對美國國內政治社會發展産生一系列影響，並有可能通過美國外交戰略與實踐的變化傳導到更廣泛的層面。

“美國例外論”影響力的下降可能會使美國輸出美式民主以及對外干預擴張的衝動減弱。這意味著美國對國際秩序的破壞性或將減輕，國際關係民主化進程相應地有所加快，各國之間關係更趨平等。當然，美國目前仍是世界第一強國，國際社會期待美國能在全球治理等領域發揮積極作用。但進一步走向戰略收縮，將意味著美方提供國際公共産品、承擔大國義務的能力和意願等都會有所下降，這同樣不利於國際社會協力應對全球治理赤字等問題。一戰結束後，美國退出自己倡導創立的“國際聯盟”，回歸孤立主義傳統。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缺席當時最重要的國際治理機制導致“國際聯盟”失效，這一定程度上也是之後二戰爆發的一個重要因素。而當時美國試圖逃避國際義務、避免捲入戰爭的做法，最終也沒能讓它從戰爭的淵藪中抽身。

因此，國際社會實際上是期待著美國能以平等、平和、平衡、平穩的心態看待世界，處理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作為多極化世界的一員，美國也應積極承擔自己的大國責任與義務，與其他國家和地區一道，共促世界的和平繁榮和共贏發展。這個世界是大家的，國際上的事就應該由各國商量著辦，國際社會的每個成員都應努力為此作出積極貢獻。（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