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駐阿爾及利亞、德國特派特約記者　郝瑞敏　昭東　環球時報特約記者　王曉雄】編者的話：11月11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九次締約方大會（COP29，簡稱“第29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亞塞拜然首都巴庫舉行。隨著全球極端天氣越來越頻繁，氣候融資特別是發達國家如何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氣候應對資金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科學研究已證實，發達國家自工業革命以來排放的大量溫室氣體是導致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而發展中國家卻在為此埋單。更令人擔心的是，發達國家不僅沒有還清其“歷史債”，還繼續通過貿易機制、貸款附加條件等在氣候問題上“綠色剝削”發展中國家。

因為二氧化碳排放，富國“欠192萬億美元”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九次締約方大會（COP29）被稱為“氣候融資大會”，其議題之一是建立一個新的年度氣候融資目標，以取代目前發達國家承諾的每年提供氣候資金的機制。在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上，發達國家承諾每年提供至少1000億美元資金，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但這個承諾長期沒有兌現。

據英國《衛報》報道，活動人士呼籲富裕國家政府為新的年度氣候融資目標作貢獻。對這一數字的預測各不相同，但通常在每年5000億至1萬億美元之間。人道主義非政府組織美慈的政策負責人希利爾表示，氣候融資不是慈善或慷慨，而是責任和正義，那些對造成氣候危機“貢獻”最大的國家必須首先承擔責任。

那麼，誰是氣候問題的主要“責任人”呢？科學研究顯示，發達國家一直都是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者。從工業革命到1950年，發達國家的排放量佔全球累計排放量的95％；從1950年到2000年，發達國家排放量仍佔全球的77％。英國利茲大學等機構去年發佈的研究結果顯示，全球約90％的過量碳排放源自美國等發達國家。

“研究表明，富裕國家因其二氧化碳排放欠貧窮國家192萬億美元。”美國《福布斯》雜誌網站去年6月報道稱，英國利茲大學等機構的上述研究發現，富裕國家應該向貧窮國家支付近200萬億美元，以彌補前者排放過量二氧化碳給後者帶來的損失。氣候科學家以大氣是公共資源為前提，基於各國的人口規模並利用最近的全球碳預算——為了達到一定的氣候目標，可以向大氣中排放多少碳——計算出168個國家和地區在總碳預算中的“公平份額”是多少。研究人員發現，美國、歐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亞要承擔170萬億美元的賠償，其中美國佔80萬億美元。

據美國《耶魯360度環境觀察》雜誌今年6月報道，雖然富裕國家15年前承諾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的氣候援助，但經合組織的一項審計結果發現，富裕國家在2022年才首次實現了這一目標，提供了約1160億美元的氣候援助。富裕國家不僅在實現這一目標方面晚了兩年，而且大部分資金都是被重新貼上氣候援助標簽的現有援助，或者是以貸款的形式提供的。《華盛頓郵報》等媒體稱，美國總統拜登2021年承諾，到2024年，華盛頓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14億美元的氣候援助資金，但美國國會只批准了10億美元。

“流向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公共氣候適應資金從2021年的220億美元增至2022年的280億美元。”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網站11月7日發表的文章顯示，這是自《巴黎協定》簽訂以來最大幅度的絕對及相對同比增長，反映了“格拉斯哥氣候協議”取得的進展，該協議敦促發達國家在2025年將提供給發展中國家的適應資金在約190億美元（2019年水準）的基礎上至少翻倍。然而，即使實現“格拉斯哥氣候協議”的目標，也只能將適應資金缺口（估計為每年1870億至3590億美元）縮小約5％。

阿爾及利亞氣候環境問題專家薩比阿·謝裏夫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在COP28上，發達國家在金融、可持續發展和技術等多個領域向發展中國家作出承諾，一些發達國家也部分兌現了承諾，包括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財政支援，以加強其應對氣候變化影響的能力，但這種資金支援經常不足和不及時；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先進技術，以幫助它們過渡到配置可持續能源系統，但發展中國家往往難以有效獲取這些技術。

氣候貸款加劇發展中國家債務負擔

“一個旨在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項目，正在將數十億美元轉回富裕國家。”路透社今年5月的一篇報道揭示了一項殘酷的事實：在氣候補償問題上，發達國家不僅沒有負應負的責任，反而從中謀私。

根據路透社和斯坦福大學新聞項目“重要當地新聞”的調查，從2015年到2020年，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大約3530億美元的氣候資金，其中包括1890億美元的國家對國家直接支付。這不到1900億美元的直接融資中，有一半以上（約54％）是以貸款而非贈款的形式提供的，這一事實令厄瓜多等負債纍纍的發展中國家感到惱火。它們認為，自己不應為了解決主要由發達國家造成的問題而背負更多債務。

此外，路透社的調查發現，富裕國家提供的氣候資金中，至少有30億美元流向了對幫助各國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幾乎沒有幫助的項目。大量資金流向了燃煤電廠、酒店、巧克力店和其他與氣候倡議幾乎沒有關係的項目。

經合組織估計，在2015年至2020年期間，除了各國的直接支付外，富裕國家還通過多邊機構向貧窮國家提供了至少1640億美元的氣候資金，其中約80％是貸款。富裕國家以市場利率而非氣候相關項目貸款利率，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至少180億美元的氣候貸款，其中日本提供了102億美元，法國提供了36億美元，德國提供了19億美元，美國提供了15億美元。值得注意的是，氣候相關項目和其他援助項目的貸款通常利息很低或沒有利息。

另外至少110億美元的貸款——幾乎全部來自日本——要求受援國雇用或從貸款國家的公司購買材料。路透社發現，來自24個國家和歐盟的至少106億美元的贈款同樣要求受援國雇用特定國家的公司、非營利組織或公共機構。以市場利率提供氣候貸款，或者以雇傭特定公司為條件提供資金，意味著本應用於發展中國家的資金又回到了富裕國家手中。

2017年，法國向厄瓜多港口城市瓜亞基爾提供了1.186億美元的非優惠貸款，用於建設空中纜車。這筆貸款被法國視為其氣候融資承諾的一部分。儘管貸款協議沒有要求厄瓜多聘請法國公司，但最後承建的依然是法國企業。落成4年後，該纜車每天大約運送8300名乘客，這是早期規劃文件中預計載客量的1／5，導致纜車的收入和環境效益低於預期。這筆貸款帶來的債務讓瓜亞基爾市的預算赤字增加了1.24億美元。根據早期的規劃文件，該市需要支付5.88％的利息。預計法國在20年的還款期內將獲得7600萬美元的利息。英國國際環境與發展研究所的氣候研究員巴拉德瓦吉説：“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披著氣候融資外衣向一個國家提供不良貸款，將進一步造成金融壓力。”

路透社等機構的調查顯示，中等收入國家獲得的氣候貸款最多，它們在2015年至2020年期間獲得的氣候融資中，超過2／3是貸款，而這些國家中，很多國家已經面臨著驚人的債務。有氣候金融分析師和發展中國家氣候官員告訴路透社，償還貸款減少了這些國家用於基本社會服務的資金。

“‘全球南方’國家正在經歷由氣候融資引起的新一波債務問題。”厄瓜多前國家氣候變化適應主任莫格羅説。債臺高築的國家面臨著一個惡性迴圈：償債限制了它們投資于氣候解決方案的能力，而極端天氣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往往導致它們借入更多資金。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22年的一份報告發現，在54個負債最重的發展中國家中，超過一半的國家也是最容易受到氣候變化影響的國家。

德國海因裏希·伯爾基金會華盛頓分部副主任沙拉泰克評價説，富裕國家在氣候融資問題上的做法“是應該受到強烈譴責的”。世界銀行前氣候變化特使凱特強調，這些國家的做法“是在挖更深的坑”，而現在問題是“要把坑填上”。

發展中國家或因貿易規則受損

除了在氣候融資問題上不負責外，發達國家還通過貿易機制和規則來限制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今年6月發表在英國《自然·可持續發展》雜誌上的研究顯示，無論是2023年10月歐盟推出的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還是美國正在醞釀中的類似政策，都試圖將發展中國家綁定在全球産業鏈低端，維護髮達國家自身既得利益。

CBAM是歐盟針對部分進口商品的碳排放量所徵收的稅費。該機制要求，進口至歐盟或從歐盟出口的高碳産品，繳納相應額度的稅費或退還相應的碳排放配額，進而達到平衡本國産品與進口産品由於碳排放政策與措施的差異帶來的競爭力削弱，同時減少碳泄漏。

薩比阿·謝裏夫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一項分析發現，CBAM　可能會擴大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國際貿易領域的差距，發展中國家在目標碳密集型行業的出口平均將減少1.4％到2.4％，發達國家的出口不會受到較大影響。這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可能失去59億美元的收入。此外，CBAM的實施需要複雜的監測、報告和驗證機制，以準確評估出口商品的碳足跡，這會增加發展中國家企業和海關的行政負擔，從而導致更高的合規成本。

“非洲指責西方實行‘生態殖民主義’。”據德國《商報》去年年底報道，歐美工業化國家要求非洲大陸未來避免使用化石燃料，來自非洲的政治人士對此感到憤怒。有迦納能源高官發問：“西方是否希望我們繼續落後？”其他非洲國家代表也反應強烈，警告説他們反對“生態殖民主義”，並指出是西方工業化國家大量排放二氧化碳造成了氣候危機。

今年4月，英國智庫海外發展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基恩在澳大利亞對話新聞網上發文稱，歐盟新貿易規則可能使貧窮國家陷入10億美元的“綠色剝削”。歐洲議會通過新規定，要求企業避免和減少其供應鏈中“侵犯人權和破壞環境的行為”。這些都是“崇高的目標”，但是如果不對發展中國家企業和供應商提供更積極的支援，這些政策使最貧窮國家陷入“綠色剝削”的風險是存在的。已經有報道稱，歐盟咖啡進口商正在減少從衣索比亞企業採購，因為他們擔心衣索比亞種植者無法達到歐盟的要求。

基恩表示，世界上45個最不發達國家可能只佔全球商品貿易的1％，但它們的人口占全球的1／4。這些國家的國內市場有限，而且由於歷史上的貿易（包括殖民）關係，它們通常依賴於歐盟市場和供應鏈。單單歐盟新的森林砍伐法規就可以使一些最貧窮國家的出口減少10％，並使單個國家的國內生産總值（GDP）減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