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一次內羅畢之行的最後一天，我參觀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總部，那裏的旺加裏·馬塔伊的肖像引起了我的注意。雖然我知道她是整個東部非洲第一個女博士，還曾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其實並不那麼了解她對環境思想的開創性貢獻。

馬塔伊最著名的倡議是在1977年發起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綠帶運動”。該運動致力於組織肯亞農村婦女種樹。到2004年，通過這一運動，有3000多萬棵樹已在肯亞種下。“綠帶運動”後來擴展到其他非洲國家，給當地環境帶來很大改善。

我按照導遊的解説檢索了一些相關資料，馬塔伊的一個最重要理論貢獻是明確了生態破壞和殖民主義之間的深刻聯繫。這一框架如今仍然適用。雖然馬塔伊不是生態殖民主義這個概念或理論的創建者，但她的研究分析為生態殖民主義的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馬塔伊闡明瞭環境開發既是殖民統治的工具，也是其結果。她認為，殖民主義不僅通過政治和經濟手段實現控制，還通過破壞當地社區與自然資源之間的傳統關係、導致系統性環境退化的舉措來運作。這一框架有助於解釋殖民大國如何通過環境控制來維持其主導地位，從森林砍伐、動物獵捕到農業轉型。

馬塔伊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創新性，她將環境退化與更廣泛的權力和不平等體系聯繫起來，展示了殖民國家開採資源的做法如何造成當地持久的生態破壞，還同時破壞所在社區的傳統環境知識和管理體系。這種對自然資源和土著知識體系的雙重破壞造成依賴性迴圈，該迴圈在殖民主義結束後還存在了很長時間。

馬賽馬拉野生動物保護區的大型狩獵歷史為實踐中的生態殖民主義提供了一個典型例子。最臭名昭著的案例也許是美國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在卸任後的1909年至1911年期間進行的一次非洲考察。這次“科學考察”實際上是以史密森尼學會的科學收藏為幌子的一次大規模狩獵活動，導致大約1.14萬隻動物被捕殺，其中包括數千隻大型哺乳動物。

“羅斯福探險隊”暴露了殖民列強以“科學”之名破壞環境的歷史罪孽。雖然這次探險確實為動物學知識作出了些許貢獻，但它的破壞規模及其展示的西方對非擁有的資源權力，充分體現了生態殖民主義。

生態殖民主義通常與某些群體將自己視為“高級文明”的思維模式有關，這使他們自認為有權控制和剝削其他國家及地區，並因此在這些國家和地區擁有自然資源的掠奪權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權。西方國家在非洲的實踐因此具有雙重性質，即在推進科學知識的同時，通過環境開發展示其殖民力量，突出了現代知識生産和殖民實踐之間的複雜關係。

如今，西方文明的主導地位深深地嵌入人類迄今為止所獲得的知識體系，這種深刻的滲透與融合給予了西方文明“高等地位”。以至於當今世界很多被視為領先的研究，仍然著重于從西方的發展進程中獲取經驗。比如最近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的主要貢獻來自於對西方殖民制度的研究。

我們並非要否定這些經驗和知識的重要性，而是在接受它們的過程中，需要充分認識到，這實際上很可能也是在某種程度上認同了西方文明的優越性。這種認知會阻礙我們對西方文明之外，包括我們自身的發展經驗與問題研究體系和理論的形成。

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我們發現，越來越無法用西方的模式、框架來解讀我們的經驗與問題。而生態殖民主義恰恰是在這個時候進入人們的視線，它撞擊的恰恰是這個時代最突出的全球性問題——氣候變化。西方殖民者獲取的歷史主導地位使他們在氣候談判、標準制定以及相應的資源分配、市場工具方面具有傳統優勢。更重要的是，它制約著發展中國家通過不同路徑突破殖民主義留下的框架，找到更適合自身的綠色發展之路。

站在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馬塔伊肖像前，我意識到她的理論框架如何為現代環境挑戰提供重要的見解。今天的全球環境危機往往反映了馬塔伊在殖民實踐中發現的類似的權力和剝削模式。“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圍繞氣候問題的許多衝突，多多少少都與生態殖民主義相關，都涉及話語權和分配權的博弈。發展中國家，通常是前殖民地，儘管歷史上對氣候變化的貢獻最小，卻承擔了不成比例的氣候變化負擔。馬塔伊的見解提醒我們，充分的環境保護必須解決潛在的權力結構和不平等問題。（作者是人民日報高級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