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聯邦總統施泰因邁爾日前在柏林以軍事禮儀接待了即將卸任的美國總統拜登，這是拜登擔任總統後首次對德國進行雙邊性質的訪問。雖然僅逗留不到一天時間，但日程安排相當緊湊：與德國總理朔爾茨舉行雙邊會晤，隨後法、英領導人也加入進來展開四方會談。德國媒體引述學者的話説，拜登是“最後一位跨大西洋總統”。

説到近年來的德美高層互動，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三個重要場景：

其一，是2016年11月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任內的最後一次訪德。在特朗普即將上臺的背景下，奧巴馬與默克爾之間的互動充滿了惺惺相惜又無可奈何的意味，德美關係也因此體現出“共同捍衛西方價值觀”的重要意義。其二，是2021年7月默克爾總理對美國的“告別之旅”，彼時已經是經歷過特朗普對德美關係的傷害、美國回歸“正統建制派”的拜登政府執政時期。儘管兩位領導人想刻意營造出德美關係“回到正軌”的親密氣氛，但在對俄政策和經貿競爭上的分歧已經難以掩蓋。其三，是2022年2月德國總理朔爾茨上任後對美國的首訪。當時俄烏衝突迫在眉睫，雙方圍繞“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的爭執成了最大焦點，尤其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拜登的咄咄逼人，將默克爾時期看上去變得“平等”一些的德美關係打回了原形。

相比此前的三次訪問，拜登任內的最後一次訪德更加一波三折，除了颶風成了他在德國停留不到24小時的理由外，和歐洲領導人的會面也更像是敷衍了事。美國大選顯然是當前拜登政府的最大關切，相比之下，對外政策和對德關係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即便是在對外政策領域，俄烏、巴以兩場衝突也是拜登此訪的最優先關切。在此背景下，拜登訪德的雙邊意義除了領導人之間的禮節性互動外，幾乎沒有太多實質性內容，德國幾乎只是美國領導人為刻意展示“不會拋棄歐洲”政策遺産而借用的場地。

造成這種狀況的首要因素是德美兩國政府都處於脆弱狀態。民主黨在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中並無勝算，儘管德國明年才迎來選舉，但目前的國內民意支援率已經將聯合執政三黨都排除在了勝選的可能性之外。相比奧巴馬後期德美關係的“和諧”和默克爾告別之旅時德美關係的表面融洽，當前的德美互動在兩國政府都無暇外顧的情況下，儘管在十分努力地展現團結，但真正的交集少之又少。面對選擇黨崛起的難以阻擋和特朗普的捲土重來，當前德美內部程度不同但趨勢相似的政治變化，已經對雙方的政策優先和相互關係造成了巨大衝擊。

除了內政優先因素，德美近年來在經貿和安全領域的分歧難解、矛盾積累和協調乏力，也讓雙方任何實質性的互動都缺乏共識支撐和成果預期。德美在經貿領域的密切關係，使得德國經濟成為拜登政府力推的“通脹削減法案”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德國的“去工業化”成為美國要實現自身再工業化目標的墊腳石。即便是在德國對美國單向依賴最大、話語權最少的安全領域，雙方也並不合拍。無論是在對俄立場上的明爭暗鬥還是在援烏政策上的相互拉扯，都讓雙方在維持政治立場和政策方向一致的表像下，暴露出更多的利益分歧和路徑差異。即便是德國通過大幅提升軍費、大量購買美制裝備和接納美國導彈系統等方式，加大了對美國的安全依賴，但其後果是加劇了反對黨的強烈批評及執政黨支援率的進一步低迷。美國為德國提供的安全保障，正以削弱德國自身政治穩定為代價的方式來實現。

但畢竟拜登需要這樣一場告別之旅，來維持民主黨作為美國政治正統的形象，儘管民主黨總統這次面對的不再是一位有能力“維護西方價值觀”的強勢德國領導人，而是同樣飽受煎熬、政治前景同樣黯淡的德國弱勢政府。拜登仍然需要通過展示與歐洲的“團結”來證明他任內的“重振盟友體系”政策沒有失敗，儘管他已經沒有能力來安慰德國和其他歐洲盟友，並讓它們相信會一如既往地獲得美國的善待。德國需要通過高規格接待拜登、舉行德美英法四國領導人會晤，來體現其在歐洲乃至整個西方陣營中的重要性，也需要和美國一道重申它們在對待俄烏和巴以衝突上的一致立場，但無法否認的現實是，除了重申繼續“堅定支援烏克蘭和以色列”這些並無新意的共同立場外，在加大援烏力度和解決巴以衝突等緊迫且具體的問題上，這次由德國做東、美國做主的歐美高層互動，並沒有獲得任何能擺上桌面的進展和成果。　

對這場德美“閃電式”高層互動最失望的還是烏克蘭，後者正面對即將到來的艱難冬季，但其所指望的來自西方的堅定和慷慨支援並沒有如期而至。可能即將迎來“寒冬”的還有未來充滿不確定性的德美關係，如果民主黨人不能繼續留在白宮，拜登這次倉促的德國之行留下的，就只能是一個將再次經歷劇烈顛簸的跨大西洋關係。（作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