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2029年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到2047年成為發達國家的印度，開始“努力平衡經濟抱負與安全擔憂”。但正如印度一些學者觀察到的，對於如何對待中國投資，新德里仍在糾結。不久前，印度外長蘇傑生在一個公開場合的講話中説，中印關係是亞洲未來的關鍵，甚至“不僅影響亞洲還會影響世界”，但他同時又稱兩國“平行崛起”給世界帶來一個“非常獨特的問題”。這些事實和言論再次暴露出當前新德里在處理對華關係方面的矛盾心態。

作為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代表的中印兩國實現共同發展，是真正實現“亞洲世紀”的關鍵。具體來説，在經濟發展上，中印經濟結構互補性強，可以取長補短、攜手發展。在全球治理上，中印是世界多極化進程中的兩支重要力量，應該做戰略協作的全球夥伴，共同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完善和優化全球治理機制與規則，使之更好地適應時代發展和國際社會共同需求。在邊界問題上，中方始終致力於維護中印邊境地區穩定，不會主動採取使事態複雜化、擴大化的舉動，當然中國也要堅定維護自身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國願與印方通過對話管控好相關問題，同時邊界問題不是中印關係的全部，相關問題應被放在雙邊關係的適當位置上。

與中方以真誠態度發展中印關係、不將印度視為對手和威脅不同，印度方面一些人近年來不斷翻炒邊界問題，甚至將解決邊界問題説成是改善對華關係的前提，並且帶著投機心理，試圖趁著中美博弈加劇取得對華“外交優勢”，結果卻是不斷受挫、利益受損，在是否以及如何改善對華關係方面矛盾猶疑。這就是為什麼作為印度外長的蘇傑生一邊強調中印關係的重要性，“是亞洲乃至世界未來的關鍵”，一邊又稱兩國在全球秩序中的“平行崛起”和邊界爭議“造成不同尋常的問題”。

對比一下就能發現，印度在對待和處理兩國關係方面與中國存在諸多不同：中方強調合作共贏，印度強調矛盾分歧。中國強調發揮各自優勢，尋求經濟互利空間，印度則更多考慮地緣政治博弈乃至對抗，更加關注安全問題以及所謂“相對收益”。中方呼籲中印攜手共創“真正的亞洲世紀”，維護中印以及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印度則強調亞洲和世界的所謂“同步多極化”，實際則是不願看到中國快速發展，在共促“全球南方”方向過程中也與中國存在“瑜亮情結”。

儘管新德里有著這樣那樣的盤算，但事實已經證明，處理不好對華關係有損印度自身利益。以經濟産業為例，2014年以來印度政府提出“印度製造”計劃，希望將自身打造成全球製造業中心。為此，印度政府出臺多項配套政策，2015年推出“分階段製造計劃”（PMP），通過對各階段産品區別加徵關稅，吸引外資逐漸將産業鏈轉移至印度；2020年又推出“生産掛鉤激勵計劃”（PLI），支援國內企業自力更生發展。

但在此過程中，印度對手機等領域的一些中資企業採取某種程度的“先利用，再擠出局”做法，還對中國對印投資實施一系列限制措施，導致赴印中國投資斷崖式下降，同時也對其他外資産生“寒蟬效應”。2020年以來，印度當局收緊對中國人員的簽證限制，與之類似的一系列操作使得中印關係更趨緊張，導致印度電子製造業損失高達150億美元，相關企業抱怨不已。正因如此，今年7月印度政府首席經濟顧問在提交議會的《經濟調查2023－2024》中坦陳，若不先融入中國的供應鏈，印度可能難以真正融入全球供應鏈，並動議在相關領域放鬆對中國産業投資的限制。　

基於以上分析，筆者認為，短期內任何對於中印關係的前瞻都應保持客觀和理性，尤其注意不能以願望替代現實。同時，中印兩大鄰國始終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間和潛力，希望印方能夠儘快擺正心態，在改善和加強雙邊關係方面不再糾結，與中方相向而行。（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南亞所執行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