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政治學認為，中美對於對方的戰略認知，都是基於各自的政治觀，而各自的政治觀直接來自其不同屬性的歷史。檢視中美對“政治”的認知，不但能回答中美對兩國關係不同定位的根源，也能夠幫助我們認識中美關係和國際政治中的不少問題。

西方和中國的政治概念大不同

關於政治的界定，西方社會科學的重要奠基者馬克斯·韋伯説：“政治就是追求權力分配或對權力分配施加影響，不管是國家之間的分配還是國家內部各種人類群體之間的分配。”簡單地説，政治就是權力鬥爭，國內政治就是國內人群之間的權力鬥爭，國際政治就是國家之間的權力鬥爭。

二戰後，政治學研究的重心從歐洲轉移到美國，美國政治學家們試圖將政治變成一個可測量的概念，由此誕生了哈羅德·拉斯維爾的政治概念：誰得到什麼、何時和如何得到。這裡，“得到什麼”不再局限于國家層面的國家權力，還包括地方政治中的權力以及其他資源的分配，比如納稅問題。這依舊是典型的韋伯式政治觀。

一路下來的政治概念輸出了這樣的政治觀念：政治就是鬥爭，是為權力和各種利益的分配（鬥爭與交易）。時至今日，政治就是劃分敵友的概念依然是西方政治的現實。“9·11”後，美國總統小布希曾説，“不和美國一道反對恐怖主義，就是美國的敵人”。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根植于西方思維中。

歐洲歷史上之所以是對抗性資源分配的制度變遷，主要是因為其歷史的社會史屬性。直到歐洲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西方歷史一直是社會史，即極度多元社會勢力博弈的歷史，這樣的歷史塑造了競爭性、對抗性分配資源的政治制度（民族國家和代議制），並進而産生了競爭性、對抗性歷史政治理論—基於代議制的多黨競爭，而先發優勢壟斷的世界市場是西方國家國內競爭性配置資源的保障。

相較而言，中國史從西周開始就有了大一統的國家史／政治史底色，秦漢確立了政治史傳統。從此，中國的政治便是大一統基礎上的民心和致治問題。

民心政治。大一統的秩序首先需要“正名”，“名正而言順”。“正名”之道從殷商之“天命”、周朝之“德行”再到先秦之後的“民心”，“政之所興，在順民心”（《管子·牧民》）。民心政治必然要以民為本。在秦漢之後的兩千多年中國史中，民本思想一以貫之。民心政治必然行“仁愛”之政。孟子説“仁者愛人”（《孟子·離婁下》）。仁的外推將個體納入共同體之中：“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禮記·禮運》）行仁政的目的也是要達到全天下的仁和一體：“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論語·泰伯》）。

如果説民心是實現大一統的思想基礎，那麼“致治”則是民心政治的實踐基礎。早在先秦時期，就有了致治的政治經濟學。西元前八世紀、七世紀，管仲治齊的《輕重篇》、商鞅治秦的《商君書》，就是今人所説的政治經濟學思想，被後人描述為“政策決定論”。中華文明的致治傳統，使得中國人關於“政治”的看法大都落腳于“治”上，即行政上的管理、治理和政治上的國家治理。

三千多年過去了，大一統的國家觀、民心的政權觀和致治傳統始終如一。中國成為一個文明史觀塑造的政治共同體，其間出現的幾次長達百年的戰亂紛爭的“社會史”也不曾中斷這樣的文明史觀。對於中華文明的優越性，歷史學家湯因比説，“希臘模式廣泛適用於各文明史的早期階段，中國模式則廣泛適用於各文明史的晚後階段。”

“政治”的外溢：中國天下觀與西方國際觀

我們常説，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在對外關係上，中國“秩序－致治－民心”的政治觀追求的是治平論的天下觀，而西方競爭性－對抗性資源分配的政治觀對外則是帝國論的國際觀。

治平論的天下觀強調天下的可治理性，帝國論的國際觀則立足於剝削和戰爭。對於治平論的天下觀來説，治理的邊界是防禦性，即“守在四夷”，以防止邊緣地區的戰爭為主。對於西方來説，民族國家本身就是在競爭性國際秩序中建構起來的。可以説，戰爭是競爭性國際秩序的最高體現，也是競爭性國際秩序的最終解決。這種競爭性國際秩序，在現實中就表現為少數大國的擴張和侵略。

德國漢學家穆啟樂曾對羅馬史學和《史記》做過一個有趣的對比。他發現羅馬的史學家對衝突和權力結構的變化更感興趣，而並非國家的日常治理。這與《史記》的關注點有著根本性的區別：“在《史記》中，記敘的興趣點主要在內政，史家對政府的良好運作也極為關心。因此，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也主要集中在內政實踐上的成就。”是否能夠很好地治理國家，是《史記》對政治人物評價的核心標準。通過對比，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對於中國來説，“善政的目標最終並不表現為通過軍事征服以及武力維持來創造一個帝國，而是通過審慎的治理來構建一個和諧的‘天下’。”

作為過程性概念的天下，追求的是天下的和諧秩序；作為結果性概念的帝國，追求的是帝國統治力的永久保持。這種差別在塔西佗和司馬遷的描述中清晰可見：“在塔西佗一面津津樂道于描述羅馬帝國在德意志地區由日耳曼尼庫斯領導的戰役，一面指責提比略沒有積極擴展羅馬的統治版圖時，司馬遷的敘事卻緊扣文帝即便是在與最兇殘外敵反覆的較量中，仍然試圖保持與重建世界的和平與和諧的政策。”

當前時代性困境的“政治”根源與出路

政治的實踐性大於學術性，因此重述政治概念的目的並不是停留在概念史的發掘上，而是有著強烈的當下政治關懷。比較歷史的理論發現，不僅是學術的需要，還旨在改進政治實踐，所以需要重新解釋政治的概念。

首先，長期以來，中國社會科學界理解或接受的基本上是西方的政治概念和政治觀念，並以此來對照、分析中國政治甚至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從而導致政治學科與中國政治之間的緊張關係，需要正本清源。政治的概念等一系列基本理論的研究，是正本清源的基礎性工作，也是建設中國自主的政治學知識體系的起點。只有對以政治的概念為基礎的重要概念的重述，比如權力類型、國家形態、政府理論、政黨理論、官僚制理論，等等，中國政治學的知識骨架才可以搭建起來，由此談起相關知識體系的建構。在這個意義上，政治的概念研究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

其次，我們時代的諸多問題，比如戰爭和強權導致的人道主義災難、信奉叢林規則的零和遊戲、難以治愈的不平等和貧困等，都與流行的西方政治觀即“戰爭狀態”的觀念緊密相連。

國內的對抗性資源分配的政治被論述為洛克式自由主義即私有財産神聖不可侵犯，對外的對抗性資源分配必然是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又被論述為自由帝國主義。在西方興起的起點上，本著西方文明基因的“嗜血好戰”的歐洲人，利用軍事革命帶來的科學革命的先發優勢，在全球範圍內把對抗性資源分配的國家本性展露得淋漓盡致。

世界政治體系的形成過程及其現狀結構都意味著，時代的擴張性、霸權性和不平等性。然而，自西方社會科學誕生以來的200多年裏，白人優越論、文化優越論和制度優越論等文化帝國主義的孜孜不倦的努力，把擴張的民族主義論述為普遍主義乃至“普世價值”，從而使得非西方國家的知識分子成為“觀念的囚徒”而不自覺。比如，把源自社會史的帶有原始色彩的“戰爭狀態”的政治的概念當作真知識或者普遍真理不加辨別地接受，而作為中國政治的政治學原理的經史之學被批判被拋棄。

近些年來，我們得以見證單極霸權的衰落、“第三波”民主化的退潮、新自由主義在全球遭遇困境以及“西方世界”的沒落和“非西方世界”的崛起。這些變化構成“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誘發世界政治體系的結構性變化，為新世界政治秩序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中國以自身的發展而改變了世界。在世界秩序意義上，中華文明的“大傳統”與中國共産黨的“小傳統”的交融，共同造就了一種全新的世界秩序模式，這是從中國的政治觀出發的世界新秩序。民主集中制之於代議制民主的“反向運動”、天下觀之於白人優越論的反向運動以及中國的致治優勢，最終導向一種新的人類文明形態。世界政治學告訴我們，人類文明新形態不僅需要資本、技術與軍事，同樣需要意識形態等觀念性力量，而所有的意識形態幾乎都源自人類對共同體－國家，即對政治的看法。通過重述中西方的“政治”概念，我們發現並相信，那種源自社會史的對抗性資源分配的零和性政治已經是過去時，為民心而致治的共贏式政治是將來時。

由此觀之，中美兩國源自歷史的不同的政治觀和世界觀，決定了兩國戰略認知的差異性，即美國是“競爭優先”而中國是“合作優先”，這也是我們理解中美關係的起點。中美博弈是兩種政治觀、兩種世界觀的較量，而權力位移帶給世界的，必然是中國政治觀天下觀中的和平秩序、普惠包容式的全球治理，以及治平論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因此，以中美關係為軸心出現的世界政治變革，無疑具有巨大的歷史進步性，人類文明新形態值得期許。（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澄海全球發展與安全高等研究院院長，本文摘編自中國人民大學澄海全球發展與安全高等研究院研究報告《中美戰略認知差異的底層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