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所謂的“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實質上是捍衛戰後全球財富和力量分配懸殊的結構，試圖依靠自身軍事實力的優勢來維持和平。然而這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不僅無法確保持久和平，反而會加劇恐懼和衝突。相較之下，中國外交政策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指導，通過發展和社會穩定來實現和平，從而創造持久的安全。

本文為中國觀察智庫獨家約稿，轉載請註明來源：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作者

李形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雲山領軍學者教授　丹麥奧爾堡大學國際關係專業教授

揚·奧貝裏　（Jan　Oberg） 瑞典跨國和平與未來研究基金會共同創始人、主席

李青 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

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並非與共産主義進行意識形態上的對抗，而是在世界體系中維持舊有的國際關係模式，製造和加劇嚴重的不平等，為美國帶來優勢、利益和特權。

“我們掌握著世界上50％的財富，但人口卻僅佔全球的6.3％……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不可避免地成為他人羨慕和怨恨的對象。”時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室主任的喬治·凱南如是説，他是戰後美國“遏制外交政策”的主要設計者。

“在未來，我們真正的任務是構建一種關係模式，使我們能夠維持這種不平等的地位，”凱南表示，“我們不應再談論提高生活水準、人權和民主化。我們用更直接的權力概念來處理問題的日子已經不遠了。到那時，我們越少受到理想主義口號的阻礙就越好。”

這種不平等的地位確保了美國及其西方盟友的財富和權力地位。

圖片來源：新華社

實現財富和權力的不平等分配，與國際體系的運作和美國的盟伴網路的成功密切相關。美國願意提供國際“公共産品”，並通過北約以及美韓、美日、美澳等雙邊安全夥伴關係，為相關國家提供安全保障和軍事援助，扮演著“霸權穩定器”的角色。

對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來説，捍衛戰後全球財富和力量分配懸殊的結構，就等同於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而維護這一結構需要一套規則、規範和制度，這些規則、規範和制度被他們統稱為“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任何不遵守這種“秩序”或挑戰美國霸權地位的國家，都會被自動視為“安全威脅”或“制度性對手”。

隨著冷戰的終結，西方媒體和政客歡呼“民主戰勝了獨裁”“資本主義戰勝了共産主義”。從當時全球的主流敘事上看，後冷戰時代的國際秩序似乎迎來了康得所預言的“永久和平”時代。自由民主的勝利被看作是“歷史的終結”，它成為了單極世界崛起的思想基石。在這個世界中，美國單方面定義了“基於規則的秩序”，並把這一秩序強加給其他所有國家。

冷戰結束後，美國和北約的安全理念聚焦于軍事力量、控制和威懾，以防止任何勢力挑戰由美國主導的戰後秩序。這種過度強調安全措施而忽視建立和平機制的做法，導致了“恐懼－壓迫－抵抗”的惡性迴圈。長遠來看，這最終削弱了和平與安全。

儘管許多國家，尤其是美國的軍費開支處於歷史高位，但局部衝突依然持續，更大規模的戰爭正在威脅人類的生存。人們必須認識到，一味依靠增加武力的安全措施並不能創造和平，也不能保障現有國際秩序的安全——如果能的話，世界早就實現和平了。如今，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重新審視對和平與安全的理解，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

當和平議題被優先考慮時，人們的關注重點就會轉向通過外交、對話和合作來解決衝突的根本原因，譬如不公正、不平等和相互理解的缺失。解決了這些深層問題，衝突或不穩定的前提條件就不存在了，於是人們更有可能實現可持續安全。通過這種方式，和平就會成為構建持久安全的基礎。

如今，和平與安全的概念已經超越了傳統的軍事和防禦範疇，而是涵蓋了諸如網路戰、大流行病、氣候變化和數字金融等非傳統安全問題。所謂“非傳統安全問題”，就是一些新型的威脅，可能會深刻影響一個國家的和平與穩定，以及其經濟、公共衛生和社會結構等。當今世界在傳統和非傳統和平與安全領域面臨著多重挑戰和衝突。俄烏衝突、巴以衝突，以及美國試圖打壓中國以維持其主導地位而引發的大國緊張關係，這些都清楚地表明，美國主導的安全政策正在加劇全球混亂。

正確的做法是優先考慮和平，然後確保和平，而不是迷信建立在武力基礎上的安全能夠帶來和平。北約的安全政策和實踐體現的是一種過時的“進攻性威懾”思維，而當今世界迫切需要的是“防禦性威懾”。在“進攻性威懾”思維指導下，外交手段被擱置一旁，無論是俄烏衝突還是巴以衝突，都主要通過軍事手段而非和平談判來處理。遺憾的是，美國和北約拒絕外交途徑，而是採取對抗、制裁、挑釁和威脅，向衝突地區輸送武器，並錯誤地認為對話不是通往和平的道路。

當今世界各國花在軍事上的開支比花在聯合國上的開支高出三四百倍，還將核武器作為威懾甚至恐怖訛詐手段。儘管此舉出於政治目的，但卻隱含著毀滅數百萬人的危險。中國也擁有核武器，但自1964年以來，中國一直堅持　“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對無核武器國家使用核武器，不對無核武器區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

一種更為高效的安全策略是採納“共同安全”的理念，即通過防禦性措施來實現安全。這要求人們保證一個國家安全與防衛需求的同時，不會侵犯他國，或威脅他國的自我防衛。換句話説，一國的安全與其他國家的安全是相輔相成，而非相互矛盾的。這一概念強調的是防禦性的國防體系，包括軍用和民用。具體來説，就是在保持防禦姿態的同時，並不尋求擁有萬里之外遠端打擊的能力。這樣的策略能夠最大限度地減少相互之間的威脅感。

這意味著人們應當對目前的“安全——和平”範式進行根本性的轉變：有效的防禦應當旨在自我防衛，而不應被用於侵略性目的，不推動軍備競賽。這種方法關注的不僅僅是國家軍事安全，還有人類安全和全球安全。同時，要在衝突早期預警、衝突分析、衝突解決、調解等階段增強投入，並加強聯合國在維和行動、談判、和解等領域的作用。

中國外交政策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指導，強調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它強調發展和社會穩定是和平的基本條件，也是是通往持久安全的必由之路。

總而言之，構建和平是一個主動的過程，它要求培育信任、正義和相互尊重。當和平通過對話、公平與合作得以實現時，安全自然會隨之而來，因為到那時，人們被安全感和價值感所包裹，發生衝突的概率也就低了。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本文原文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原標題為　”Fundamental　security　shi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