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是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一週年的日子。延宕至今，這已成為巴以之間持續時間、傷亡人數、波及範圍都極其罕見的一場衝突。戰火在加沙地帶造成嚴重人道危機，衝突外溢效應持續蔓延，地區局勢犬牙交錯，熱點交織共振。美國對以援助不斷，停火談判舉步維艱。一週年之際，世界沒有看到和平降臨加沙，兩個中東大國伊朗與以色列的衝突卻呈一觸即發之勢，中東再次面臨多點爆發、多線輪動並向全面戰爭墜落的危險態勢。在此時間關口，回望一年來中東衝突悲劇式、戲劇性的複雜演繹，戰爭之殤、民生之劫、時局之危，無不警示著為本輪衝突畫上句號的緊迫性。

一年前，正當中東沐浴在“和解潮”的惠風中時，一場深重危機卻在醞釀並演變成當前這場激烈衝突。追根溯源，新一輪巴以衝突是過去20年來中東地緣政治演變的後果之一。2003年伊拉克戰爭後，伊朗在中東的實力和地位上升，美國從中東戰略收縮進一步加速了伊朗在地區的壯大，隨之而來的是伊以之間的戰略對抗不斷加劇。美國拉攏部分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建交，聯手對抗伊朗，巴勒斯坦問題面臨被嚴重邊緣化的危險，這被認為是促使哈馬斯出手的主要肇因。

本輪巴以衝突具有人道災難重、外溢範圍廣、衝突形式多、調解難度大等特徵。

第一，本輪衝突已釀成二戰結束以來世所罕見的人道災難。一年來，巴以雙方4萬餘人死亡，10萬人受傷，幾乎所有加沙居民都遭遇流離失所之痛。衝突給加沙經濟帶來毀滅性影響。加沙地帶2／3的建築遭到損毀或被夷為平地，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估算，加沙建築廢墟多達4200萬噸，可堆出11個埃及胡夫金字塔，清理廢墟需要14年，花費超過12億美元。加沙重建則需要80年。

第二，本輪衝突在歷次巴以衝突中外溢範圍最廣。巴以衝突爆發後，伊朗領導下的“抵抗軸心”協同聯動，策應哈馬斯抗以鬥爭。以色列對“抵抗軸心”成員採取各個擊破戰略，圍繞巴以衝突這條主線，中東出現多條戰線輪替的局面，中東地緣對抗不斷被推高，地區瀕臨全面戰爭邊緣。以往歷次中東戰爭均在阿以之間發生，但本輪巴以衝突已脫離阿以軌道，異化為伊以衝突，“抵抗軸心”與以色列的對抗上升為地區主要矛盾。伊以作為中東兩大軍事強國，首次發生正面衝突，陷入打擊與報復的輪迴，擴大了中東局勢的風險敞口。“抵抗軸心”主要成員為民兵武裝，它們捲入衝突增加了中東局勢的複雜性。

第三，超限戰刷新倫理底線。在本輪衝突中，超限戰被廣泛使用，戰爭形式不斷被刷新。紅海商船成為襲擊目標，國際運輸安全受到威脅，國際運費飆升，埃及等紅海沿岸國家蒙受鉅額損失。民用通信工具被武器化，引發對全球供應鏈安全的擔憂，對經濟全球化構成現實威脅。“定點清除”、襲擊外交機構等事件頻繁發生，戰爭的倫理底線不斷被突破，播下仇恨種子，使中東局勢更加凶險。

第四，國際斡旋舉步維艱。衝突方在對話和談判中難以達成基本共識，導致國際斡旋多次功虧一簣。美國作為主要調停方對巴以衝突態度曖昧，甚至表面調停實則火上澆油，也使國際斡旋努力不斷受阻。

新一輪巴以衝突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惡果不斷顯現。本輪衝突的影響不僅局限于巴以雙方，還表現在地區和全球層面，衝突衍生效應或將持續相當長的時間。衝突使巴以兩敗俱傷，對抗和仇恨加劇，“兩國方案”的基礎被進一步掏空，中東和平希望更加渺茫。衝突引發的漣漪波及全球，國際社會圍繞巴以衝突的分歧加劇，甚至由此導致了西方陣營內部分裂、西方國家社會撕裂。

雖然本輪衝突規模巨大，但衝突各方仍保持著相當程度的克制，以避免引爆範圍更廣的中東大戰。迄今為止，衝突尚未導致領土和邊界變化，佔據中東主流的阿拉伯國家並未捲入，目前來看也還難以將其與前五次中東戰爭相提並論，未來爆發“第六次中東戰爭”的可能性較小。

儘管形勢危急，但本輪衝突並非“一團漆黑”，國際社會應當堅信並挖掘其中蘊含著的和平希望。衝突使巴勒斯坦問題被重新拉回聚光燈下，成為國際社會優先事項。衝突喚起人類良知，凸顯“兩國方案”的重要意義，國際和平呼聲正在匯聚，中國等“全球南方”國家為停火止戰奔走，成為和平力量的中流砥柱。和平曙光不會被戰火遮蔽，國際社會民心向背的積極變化將對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産生深遠影響。中國促成巴勒斯坦各派實現歷史性和解、越來越多西方國家承認巴勒斯坦國、巴勒斯坦在聯合國的地位提高等，都在不斷夯實以“兩國方案”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基礎。

中東百年衝突的解決不會一蹴而就，但中東和平應成為雖遠必至的目標。巴以衝突是當前中東危局的根源，停火止戰仍是當務之急。在未來促成停火後，還需通過鞏固巴勒斯坦內部和解、召開新的中東和平會議、賦予巴勒斯坦聯合國正式會員國地位等措施，進一步擴大和平成果，真正化危為機，讓本輪衝突成為中東和平進程的新起點。（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