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式的歐洲和平”需要新思維
法國總統馬克龍日前在巴黎國際和平會議上提出“以足夠的想像力來思考一種新形式的歐洲和平”,並建議在烏克蘭危機之後重新思考歐洲新的組織形式以及與俄羅斯的關係。在地區衝突延宕的背景下,這番言論再次透露出歐洲不斷上升的安全焦慮以及尋求解決方案的迫切心態。在筆者看來,實現“新形式的歐洲和平”,顯然需要基於新的思維。
一是跳出“輸贏”思維,破解安全困境。雖然《2024年慕尼黑安全報告》以“雙輸”為主題,表達歐洲對世界地緣政治和國際安全形勢的憂慮,也投射出歐洲精英對於“零和博弈”的反思。但在俄烏和巴以、黎以衝突持續衝擊之下,歐洲對於如何破解安全困境依然缺乏共識,多數國家依然從“不能輸”或“必須贏”的思維出發,採取應激式的政策轉向應對和平赤字。
例如,從歐洲的視角來看,為了避免跨大西洋關係的安全保障和輻射能力遭受嚴重挑戰,“俄羅斯不能贏”被視為烏克蘭危機唯一可以接受的結局。但當下的現實是,由於其外溢和傳導效應,烏克蘭危機的延宕不會帶來任何贏家,只有跳出“你輸我贏”“你死我活”的心態尋求政治解決方案,尤其是避免因戰略誤判導致局勢繼續升級,才是重建歐洲和平的當務之急。
二是回歸“理性”思維,管理安全焦慮。當前,在大國競爭和地區衝突等因素的影響下,歐洲的安全焦慮不斷加劇。一項最新民調顯示,歐盟境內近2/3民眾擔心歐盟的安全。歐委會近日發佈的《歐洲競爭力的未來》報告也提出,長期支撐歐洲繁榮的三大外部關鍵條件——開放的市場、廉價的能源以及穩定的地緣政治環境已經不復存在。在安全焦慮的催化下,歐洲不斷強化跨大西洋安全紐帶和北約東翼的安全威懾。另外,歐盟出臺首個《歐洲國防工業戰略》,強調穩步推進國防採購本土化進程,計劃到2035年將歐盟境內的國防採購份額增至60%,並加強聯合防禦、軍工生産、集體採購以及資源整合等。
雖然歐洲選擇強化同盟安全框架化解焦慮,在防務一體化、提升軍工能力和防衛自主性等方面也有一定共識,但北約從組織形式到功能擴展都增加了域外國家的不安全感,可能進一步惡化歐洲周邊安全環境。部分歐洲國家在經貿、科技等領域不斷擴大泛安全化議程,肆意擴大所謂“去風險”“降依賴”等概念的邊界和必要性,導致安全需求與資源的錯配以及對外合作的保守化和封閉化。因此,從理性思維出發進行安全環境評估和戰略規劃,對於探索“新形式的歐洲和平”至關重要。
三是倡導“平衡”思維,重塑安全願景。二戰結束以來,歐洲走向復興和繁榮有賴於和平環境下的一體化進程。在不少國家看來,歐洲的吸引力並非作為地緣政治實體的主導權,更不是作為北約成員的戰略威懾,而是歐盟作為“規範性力量”在理念創新、規則制定、機制創設等方面的良好實踐。
然而,面對新的戰略競爭格局和地區衝突態勢,歐洲作為地緣政治實體的身份被提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但過於單一的政策工具箱又導致其化解危機、重建和平的制度性影響力和感召力大打折扣。實際上,歐洲作為多極世界中的重要一極,需要平衡自身的地緣政治身份和規範性力量角色,推動恢復全球、地區和主要大國間的安全互信,助力維護全球戰略穩定和大國有序競爭的多邊機制創設,為安全內涵與形式、安全觀念與願景的重塑發揮關鍵作用。
四是樹立“共存”思維,探索安全架構。隨著烏克蘭危機的激化,冷戰結束以來基於有限威懾和相互保障的歐洲安全架構被徹底衝垮。但俄羅斯終究是“搬不走的鄰居”,如何在“後危機”時期處理與俄羅斯的關係,是實現歐洲持久和平的關鍵一環。
不過,在當下的政治語境中,這種觀點很難在歐洲獲得多數認同。馬克龍提到“新形式的歐洲和平既不完全是歐盟,也不完全是北約”,恐怕意味著在有關烏克蘭危機政治解決進程中,歐洲在強調“為烏克蘭提供長期安全保障”的同時,也需從“共存”而非“割裂”的視角審視什麼是俄羅斯的合理安全關切,如何在歐洲安全的多元性和統一性之間找到平衡點,並在平衡、有效、可持續的基礎上構建多層次的安全對話機制,為新的歐洲安全架構制定所有談判方案。正如馬克龍在談及中東問題時所説,“和平只有在共存中才有可能”,這一結論恐怕也適用於新的歐洲安全架構。(作者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