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23年7月的中美高層交往，至11月兩國元首舊金山會晤，中美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得到一定程度緩解。雖然中美關係仍處在止跌企穩的關鍵關口，但兩國間頻繁的高層互訪和交流，讓人們看到了兩國關係的企穩態勢。美方在有關政策表達中取消了本屆政府初期時曾強調的“對抗”（confrontation）一詞，轉而以“管理競爭，避免衝突”為雙邊關係的底線，這不失為一個對中美關係消極看法相對減弱的表現。

然而“樹欲靜，風不止”。美國國內的極端反華勢力並不願意看到兩國關係中出現任何企穩跡象。在休會期結束後，由共和黨主導的眾議院立即集中發起了一輪涉華議案討論，試圖在一週內通過涉及中國的20多項法案。個別美國議員稱這一週為“中國周”，其實質上是不折不扣的“反華周”。

縱觀這些法案的核心內容，不難發現其宗旨皆是圍繞著以下4個方面：第一，通過立法強化美國早已公開宣稱的“小院高墻”政策，限制美國及其盟國高技術及産品流入中國，特別是在高級製程和面向人工智慧的半導體産品、超算、量子技術、生物技術等領域，通過嚴格的出口審查制度限制中國科技進步和産業升級的步伐。

第二，通過進一步強化關稅和各種非關稅政策，限制中國擁有優勢産能的産業市場拓展。在美國政府既有措施基礎上，這些法案旨在對中國生産的電動汽車、造船、大型工程機械、醫藥等多個産業實施限制，且將對中國産業的限制從産品拓展至産品的流通網路。此外，部分眾議員還從防止外國介入選舉、防範經濟間諜、改善出口管制透明度等多個方面，發起針對中國的法案。

第三，為配合上述兩種政策，美方正持續在中國周邊製造地緣政治爭議，試圖破壞中國的外部發展環境。尤其在台灣問題與南海問題上，美方持續在中方紅線邊緣挑釁。此次提交的《台灣衝突遏制法案》便顯然是挑釁中國主權的最新舉動。

第四，立法強化對兩國人文交流的限制。此次提交的《保護美國創新及經濟安全免受中共侵害法案》明確要求重啟特朗普政府推動的“中國行動計劃”，用心昭然若揭。此外，《經濟間諜預防法》《美國國土安全部對孔子學院及中國相關實體的限制法案》等法案，也都顯示出極端反華勢力避免任何可能帶來中國影響的機構進入美國的嘗試。

美國眾議院發起一場如此規模化的涉華立法浪潮，既反映出美國國內極端反華勢力希望“畢其功於一役”的急切心態，也是試圖在美國大選的最關鍵時期強化共和黨“強硬”人設。

從結果看，這些涉華法案可能多數最終無法走完立法程式，是檔期僅限于“反華周”的草臺戲。一方面，我們要正視美方極端反華勢力的集聚；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美方實施和推進的限制中國發展進程的種種措施，也同樣受到諸多內部和外部因素的制約，主要包括：

經過疫情後的數輪“無底線量化寬鬆”強刺激，美國經濟取得連續增長，但是其增長主要靠消費和政府支出拉動，而國內投資明顯下滑，且通脹率持續居於高位。官方數據顯示，2023年美國GDP增長2.5％，但國內投資增長為－1.2％。目前美國的物價指數相比于2019年約高出30％，食品價格的漲幅更遠高於此。因此，經濟統計數字與民眾“體感”間差異極大，社會不滿程度正在升溫。同時，急劇升高的國債水準，也是任何美國當權者無法忽視的問題。

在國際領域，美國既要面對中國這一“行進的挑戰”，同時還要面對歐洲和中東兩個棋局。在歐洲方面，美國對烏克蘭的支援和援助正越來越難以維持。美方尤其擔心歐洲局勢及美國的跨大西洋戰略將面臨難以逆轉的敗退，那才會是美國真正的“末日”。

以上種種，造成目前美中關係呈現出明顯的矛盾局面，即一方面美國對華遏制的政策不會改變，另一方面又擔心中國做齣劇烈的、美方再難回應的反制。這也是美方不斷來華溝通、管控風險的原因。　　　

在各級別的互動中，中方始終強調相互間正確的戰略認知，即要求美方以正確的態度看待中國的主權、安全和發展權，不得限制中國的發展空間。下一階段，我們仍需密切關注美國政治動向，在保持戰略定力和堅持積極防禦政策的同時，預設好各級反應方案，針對美方對華政策中的傷害性行為進行穩健、果敢的反制。（作者是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